不，这位年轻人不会，而且据我们所知，那似乎已经导致威廉·佩恩投身于贵格会运动中，使他同受压迫的穷困的新的信仰的信徒站在了一起。年轻的威廉一向对宗教多少有点兴趣，甚至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坚定地相信人类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救星，结果他因不到教堂参加礼拜而被开除了。但是作为埃塞克斯郡旺斯特德镇的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爵士的儿子，在他一生头２０年生活的社会圈子里，人们认为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不好，而他也没有勇气彻底与之决裂。

然而，一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就不会半途而废。他抛弃了自己的上层服饰，放弃了自己想当军人的抱负，而去撰写小册子，为所有嘲笑他的人解释他那奇怪的信条，而且成为了一场闻名的诉讼案中的中心人物。在那场诉讼案中，陪审员拒绝按照主审法官的指示给犯人定罪，从而开创了一个此后一直为英国和美国所尊重的法律先例。但是，那不是他同当局的唯一一次交手。

佩恩总是在布道讲经，总是被关进监狱，于是总是被宽恕，然后又因某种颇具基督教特色的新罪行再次被送进监狱。然而，他总是在教人改变信仰，对他有意在美洲荒原上建立一个贵格会殖民地，他的愤怒的亲属感到非常满意，于是情况可能变得荒唐可笑。贵格会教徒对美洲知之甚多。就像早期的方济各会的僧侣那样，他们总是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奇特探险。他们可能突然拜访过土耳其的苏丹王、莫斯科的沙皇或阿尔及利亚的总督。

而且因为他们朴实而率真，没有普通的职业先知烦人的特征，他们往往受到很好的招待，（只要他们严格地同非基督徒统治者打交道）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伤害。当刚从约克郡一家监狱长期服刑出来的玛丽·菲斯克在阿德里安堡前面的营地邂逅他的时候，土耳其苏丹可能有点吃惊。但是他表现得像一位绅士，很认真地听取了她的话，并赐予她在他的帝国活动的自由，同时赐予她一个私人保镖。

至于莫斯科人和摩尔人，他们的举止也彬彬有礼，出人意料。当不受约束的公谊会教徒访问他们并对他们说，如果所有的人互相喜欢，停止争吵和不再偷窃邻人财物，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他们非常庄重地说 “对”，并邀请陌生的来访者停下来吃顿晚饭。这些现代传教士在美洲的遭遇却大相径庭。他们中很多人被绞死了。其他人被从一个村子追打到另一个村子。至于妇女，她们永远受制于新英格兰的那些牧师，他们往往把每一个涉及外貌悦人的妇女的案件都变成一个对行巫者的搜捕事件，接着趁机捞取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其他所有派别的教徒都对美洲敬而远之。

必须承认，贵格会教徒反而乐于同命运进行这样暴力的抗争，而且他们几乎像孩子一样对野人的福利充满兴趣，希望有机会向全世界 （尤其向新英格兰人）证明，有比枪声和威士忌酒瓶所暗示的通常做法更有利的解决土著人问题的办法。接着到１６７０年，他们有了机会。威廉·佩恩爵士去世了，他给儿子留下了斯图亚特王朝所欠的８０００美元债务。斯图亚特王朝是借方，但是当偿还日期临近的时候，他们突然感到了祖先的骚动而且可能像最小气的格拉斯哥钱商一样吝啬。但是他们在理财方面不能说没有一些技巧。他们总是愿意用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来偿债。

经过数年的谈判，他们把一大片被称为宾夕法尼亚 （以青年人的父亲命名的）的土地赐予了威廉，据说这块土地位于马里兰和特拉华之间，尽可以向西和向北延伸。１６８２年１２月１日，佩恩乘 “欢迎”号轮船离开英国到他的新领地。那是在我们民族独立前所进行的最有意思的殖民试验之一的开始。这个新的殖民地将不会成为另一个被不在现场的董事会拥有、管理和开发的企业。

与之差之千里，极善提出口号的佩恩，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称他的领地是 “一个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自由殖民地”。但是，靠着这种天真的热情，他走得太远了。他甚至坚持认为这个地方的原居民也是人类，当他大胆说出这个想法时，殖民地其他居民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一个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的愚蠢空想家。

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要么是一个悲哀的笑柄，必须用杜松子酒和彩色的珠子予以安抚；要么是撒旦的作品，安插在海岸上，以骗取上帝选民的合法遗产，因而顺从于每一个手持可靠火枪的基督徒。当贵格会教徒遵从上帝的“大法”，真正将 “友好的白人，友好的印第安人”的理论付诸实施，不欺骗印第安人、不带火绳枪和大头棒去教堂，而是将孩子交给就近的印第安妇女看管，自己庄重地走向最近的礼拜会所时，殖民地其他居民知道魔鬼和佩恩已经有秘密条约，于是他们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领地，防范这种邪恶而且愚蠢的友好和解做法的后果，并匆忙定购了大量的火药。除了这些滔天罪行，贵格会１６９６年的年会还宣布了有悖于 《新约》教义的奴贵格会教徒隶制，对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所有良民来说，显而易见，这种在殖民地治理方面的荒唐试验一定不会长久，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幸的是，他们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