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教堂都会被关闭，人们无处受洗，也没人去接受垂死者的忏悔并代表上帝赦免其罪行。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中世纪政府将失去一半的职能，近乎瘫痪。

更严重的是，教皇还有权免除人们对皇帝的神圣宣誓的效力，怂恿他们联合起来反抗皇帝。但如果真有人按教皇的命令行事，被身边的皇帝抓住了就会被处以绞刑，这同样不是儿戏。

实际上，只要教皇和皇帝发生争斗，老百姓就将面临灾难。更有甚者，公元11世纪下半叶，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为争权夺利而引发了两场战役，最后却没有决出胜负。最遭殃的是欧洲人民，他们度过了50年惶惶不可终日的痛苦生活。

11世纪中期，教会内部开始变革。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明文规定教皇的选举方式。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立场来说，他更愿意挑选一位温顺友善、能听命于他的教士。所以每到教皇产生的关键时刻，皇帝们都会亲自赶到罗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朋友推上教皇的宝座，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这一切在公元1059年彻底结束了。教皇尼古拉二世规定，由罗马及附近教区的主教和执事所组成红衣主教委员会，下一任的教皇就从这个委员会中产生。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了新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他本名希尔德布兰德，出身于托斯卡纳的一个平民家庭。他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并坚信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是教皇的高尚权力的基础。按照他的理解，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领导者，还是一切世俗事务的最高裁决人。教皇有权册封某位日耳曼王公为皇帝，同样也可以任意地罢免他们的权力。也就是说，皇帝只是教皇管理国家的傀儡而已，根本没有实权。因此，大公、国王或皇帝颁布的一切法律，随时都可能被教皇否决。如果谁敢犯上作乱，违抗教皇的命令，必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

格里高利派人到欧洲各国传达他的指令，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征服者”威廉表示坚决拥护教皇的地位，而从小就与人打架斗殴的亨利四世却对此不屑一顾。他把德国所有教区的主教聚在一起召开会议，控诉了格里高利的滔天罪行，并借沃尔姆斯会议之机宣布废除教皇。

格里高利与之针锋相对，他不仅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还呼吁全德意志的王公们团结一致，将这位道德败坏、渎于职守的国王驱逐出境。日耳曼的贵族们对亨利四世的国王之位垂涎已久，这次他们趁机强烈要求教皇大驾光临奥格斯堡，在他们中间挑选一位新国王。

在日耳曼贵族的盛情邀请下，格里高利欣然北上。亨利四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此时的他除了与教皇求和外别无选择。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亨利顶着寒风暴雪，十万火急地赶往教皇歇息的卡诺萨城堡（位于意大利北部）。在公元1077年1月25日至28日的整整三天里，亨利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可怜巴巴地伫立在城堡外，请求教皇的宽恕。虽然，亨利只是做做样子，但格里高利还是被感动了，赦免了他的罪行。

事实上，亨利的屈从只是无奈之举，因而极其短暂。他一返回德国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很快又将教皇的法令置之脑后。教皇再次宣布将亨利驱逐出教会，与此同时，亨利也再次召集所有德意志主教开会，罢免了格里高利。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亨利是有备而来，他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声势浩大地翻越高大的阿尔卑斯山，把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走投无路的格里高利最终在流放地萨勒诺（意大利南部港市）凄凉地死去。这是教皇与皇帝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却没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亨利一回到德意志，新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冲突又重新上演。

不久，霍亨施陶芬家族夺取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他们比以前的德国皇帝更加独立，对教皇根本不屑一顾。格里高利坚持认为，由于教皇必须在末日审判那天为自己的羊群负责，因此教皇的权力应该凌驾于一切世俗国君之上。实际上对上帝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