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有很多不同评论，尝试解释金融海啸的成因，而金融体系杠杆化、衍生工具泛滥便成为主要的替罪羊。不过，我认为不少评论都流于片面，例如有人引述“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观点，说衍生工具是大规模杀伤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却不提巴菲特自己由始至终，其实一直都有运用衍生工具，作为对冲和投资的工具。

撰写本书，我不是要为衍生工具作出任何辩解，亦不是说衍生工具市场并无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衍生工具本身只是工具而已。

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信贷泛滥。信贷泛滥，造成流动资金过剩，全球资产价格上升。美国次贷爆破只是个引子，先是戳破欧美的信贷泡沫，继而引发全球股市下挫。我担心的是，虽然亚洲没有次贷问题，衍生工具市场亦比欧美规模小（香港的散户炒卖认股证除外），但其实一样存在许多信贷泡沫。

我将自己在雷曼时代（1997年至2004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用类似故事的手法和读者分享。不同的读者对这些故事会有不同的分析，作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我只想为读者打开一扇窗，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有关金融海啸的真实背景和来龙去脉。

我集中写金融海啸的酝酿期，除了是因为篇幅有限，更因为这部分很少人提及和留意。其实回溯这些前期的故事，对明了后期的事态发展，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很多人误以为投行可能自此消失，但事实上，很多大型的传统银行本身都经营投行业务，比如说Citigroup（花旗银行）、Bank of America（美国银行）、JP Morgan（摩根大通）等等。再者，两家独立的投行Goldman Sachs（高盛）和Morgan Stanley（摩根士丹利）虽变为商业银行，但长远来说，能够接纳存款（deposit），对投行的业务只会更加有利。

简单来说，投行的业务主要是帮助企业在股票和债券市场里进行集资，并满足市场上各种的对冲需要。企业要有增长，自然就有集资的需要，特别在中国市场，投行的业务只会有增无减；同样地，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永远都有各式各样的对冲需要，是故衍生工具“不死”。

正如股票市场在过往一百年里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成长之痛（growing pains），衍生工具市场自然亦不能幸免。但我相信，随着衍生工具市场不断完善，如提高透明度、增加流通量和改革监管制度，前景仍然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