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王太太是位五十多岁的小学老师，一向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她是单身母亲，有一个儿子，经济来源完全得靠自己，于是她总是尽量利用医保做一些该做的健康检查。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左腿内侧有一个肿瘤，又看见杂志上的报道，听说有位名医A，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专门诊断癌症，于是她决定前去找他检查！

挂了号之后，王太太一大早便到候诊室等候，终于看到了名医A。名医看了一下，马上要她开刀作切片，手术后要她回家等结果。王太太忐忑不安地等了将近一个星期，医院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复诊，她接电话的时候手有点抖，头也有一点晕，平时出门她都是骑摩托车，那天怕出事，只好坐出租车。

名医A很严肃地告诉王太太，她可能得了一种很少见的恶性肿瘤，因为太少见了，所以目前还不清楚治疗方法，他说他要和一位更有名的名医研究一下，再通知她。而王太太已经慌乱得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诊室的，一个人惊魂未定地在候诊室的椅子上坐了好久。

回到家，王太太也不敢告诉孩子，心里的痛无法形容。在身心煎熬下又等了一星期，前往医院复诊，医生说：“检验结果还没出来。现在恰巧是春节前，再急也没用。”于是她又等了五天，医院打电话告诉她，结果是皮下脂膜炎样淋巴瘤（Panniculitis like lymphoma, Subcutaneous）， 然后要她赶紧挂号再看。医生说：“由于这种肿瘤太少见，所以诊断结果才要等这么久。”

医生只跟她说，得过这种简称SPTCL肿瘤的病人都死了，而且死得很快，只有一个幸运的病人活了三年的时间！

王太太又去看了另一位专业的名医B。首先，她又重新验血及做了核磁共振。名医B问诊王太太的其他症状，王太太说她偶尔会出现夜间盗汗、情绪不好、心跳加剧等状况。名医B的诊断结果也是癌症，要她准备化疗及放射治疗。但放射治疗要针对哪些“点”、哪些器官，他没说，他只强调：“说了你也不懂。”最后他还加了一句：“不治疗的话，你活不过大年初一！”由于还有其他病人在王太太后面等，她只好离开诊室，但却有满腹疑云！

王太太带着无法形容的难受感觉走出医院，不想回家，也不想让孩子看出她的焦虑，于是在寒风瑟瑟的冷清街头走着，既孤单且无助地承受着这些痛苦。她想到名人郭台铭那么有钱，也没法保住他妻子的宝贵生命，更何况她这么一个小小老百姓？越想越心痛，几乎想要一死了之，但又放不下孩子。

王太太越想越不甘心，于是她又找到C医生，听说C医生愿意提供给病人所谓的“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希望他能帮上忙。

C医生把她的病历重新整理之后才发现：第一个检验所得出的结论是“怀疑是SPTCL”（很怀疑，most suspicious for），而第二个检验（医学中心）的结论是“很像SPTCL”（most consistent with）。

C医生又发现第二个检验中心把她的肿瘤细胞送去做所谓的“无性繁殖”(clonality) 检验，C医生解释说，简单来讲，这个词的意思是“自我复制”，恶性癌细胞有这种自我复制繁殖的能力，而良性肿瘤没有这种特性，这是区分恶性与良性细胞的重要项目之一。在C医生的细心观察之下，发现原来她的活体细胞检验结果显示并没有“复制性”，所以是好消息。

C医生帮她做了跟踪检查，更证明她根本没有得癌症，也没有SPTCL。文献中更发现，过去10年间，全世界统计总共只有一百个病例，在国外有几个不幸在化疗等过程中死亡，而且在人体解剖时却进一步证明不是SPTCL的病历，这几个案例后来都在法律上追究了相关医生的责任。

她除了感谢C医生的努力外，对上述A与B等自命不凡的医生专家，她说：“真希望他们可以了解或体谅到他们跟病人之间的大问题，他们不由分说地对病人宣判死刑，‘你只能再活六个月，没救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直到现在，那段日子在王太太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只因为名医不经意的一句话，她也许已经被化疗、放射治疗折磨得身心疲惫至死！如果看到有癌症病人不治，她心里仍然会很难过，他们是否也是被误诊之下的无辜的牺牲者？

事实

医生的身分代表专业、代表地位，因此病人一向是“崇拜”医生的，对于医生说的话，总是深信不疑，甚至奉为圣旨。然而有的医生当久了，往往变得过于自信，导致独断专行，认为自己“看过相同病例的病人无数”，所做出的诊断一定不会有误。

另外，越是专科医生，或者从事某一科太久，对看病几乎已经没有热情，变得麻木不仁，名医、专家在看病时已接近“脑死亡状态”。最可悲的是，假设某名医是骨科权威，则病人的任何症状都要从骨骼病变来诊断病因。他一般不会耐心听病人诉说病情、为病人找出真正的问题。

另一方面，病人也会犯“自我诊断”的错误，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关节发炎积水的症状为例，导致这种症状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糖尿病导致血液循环有问题，或是腹动脉阻塞等，如果你找的是骨科名医，理所当然他会往骨科方面想。

另一种更要不得的现象是，有的医生因有门户之见，导致许多所谓的名医没有雅量接受其他医生的第二意见。遇到这种医生，就算他再有名，也非病人之福！

你要有的高医Q

我并不鼓励病人看了医生，然后又不听医生的话，我行我素，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或者把身体搞坏，但是不是名医说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地相信呢？

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对于一些复杂的病症，也会有诊断失误的时候。另外，即使在医疗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有许多疾病是众说纷纭的，这时候，我会建议病人如果时间、金钱允许，应该再去找另一位医生做诊断。很多时候，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与建议。因为身体是自己的，你有权对自己的病情做更深入的了解，有权和医生讨论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式。

不过，有时医生建议病人寻求第二意见，病人反而不见得愿意，原因不是不关心自己，而是“不敢”，因为怕得罪了原来的医生。

有一次，我的诊室来了一位女士。一进来，她就对我说：“张医生，听说你病人很少，容易挂号，可以多问你问题，我是陈主任的病人，我有糖尿病、气喘、高血压，已经在他的门诊看了近10年。”

我说：“太好了，他是了不起的名医，请问你来看我是要我帮忙开药吗？”

她说：“是，但是这么多年，我每个月都得复诊，他上个月开的气喘药，每一次吃过后都会觉得恶心，而且心跳得让我发慌，你说这是为什么？请你看看我的病历和他以前给我开的药好吗？”

我说：“让我仔细看看，也要听听心跳，多了解些，也许要做个心电图。”

她又说：“张医生，这些都要写在病历上吗？不写行不行？我下个月还要去看陈主任的门诊，他会不高兴的，会问我怎么挂别人的号……我是他的老病号，他会生气，我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当时很想问她：“那对我呢？”我一直非常尊重病人，以病人为先，何况我也不是辩方律师，只是不了解病人和名医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似信非信，又崇拜、又关心，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并非上帝的名医，又害怕惹恼他”。

但依我做医生的良知，不能乱写病历。为了免去病人的疑虑，我请她退号，劝她安心地看名医，但是也花了一些时间教她如何照顾自己。我告诉她，得罪名医的可能性不高，何况还有其他良医可以介绍。

该女士叹了一口气，说：“看别的医生我愿意，可是陈主任10年下来，做的检查无数，每次门诊都要验血，我拿不到病历，一定要再找他看诊请他批准才行，他不会让我拿到检查报告，我真的不想再面对重新检查的折磨了！”

在上述案例中，我只是普通而不被尊敬的第一线医生，常被嘲讽为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好像垃圾桶，其他科的号挂不上，都被丢到本科，特别是和某名医在同时间看诊，也多少捡些“剩余病人”。病人对我说：“陈院长挂不上号，所以挂你的号，你只要给我开药就行了。”于是常被病人提醒开这种药、开那种药，一切都跟名医开的一样，不准有变。但不为病人做检查，只听病人的“指示”开药，这不是一个良医该做的事。

一个医学常识丰富、关心自身健康的人，可能会对“名医”只花几分钟做诊断、治疗的方式，因质疑而心生不满。只要是良医，一定会花时间了解病人的病情，并拥有亲切的态度，病人会继续复诊，对医生及自己的病情充满信心。

医生只是普通人，几分钟内，以无限权威的方式强调：“我不会错！”“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或“你是哪家医学院毕业的？不听话去别家医院看……”等等，病人如果还坚信这种医生是“良医”，除非是已经病入膏肓、神志不清。

当我们去买水果时，也经常会买到外表华丽但中间已经烂掉的水果。如果你是在服务好的连锁超市买的，还可能可以更换。但是自己的身体可只有一个，坏了该找谁换、找谁赔？

像上述一样有如此态度的医生，我相信读者肯定见过，但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会辩解说：“他是名医、是专家，他说什么我都得听，不然换个医生又得重新建立病历，十几年来我所做的检查记录累积已经有厚厚两本，我不想全部重新来，只得忍了！他叫我如何做，我只能听！”听到病人这么说，我除了为之摇头叹息外，也只能盼望医界能在小处进步。

上述案例中的陈太太因为怕不能取得病历，因此不想换医生。在此我要强调，在国外，病历是病人的财产，随时可以带走，如今有了计算机及因特网，病历的传递就更方便了。如果其他医生要开始追踪我的病人的病情，在病人签名后，我必须依法律规定将重要数据附上，详细点的还要把病人病史、治疗等做一个简单扼要的报告给新医生。日后所有病历均会上传到互联网，美国的荣民医院因经费宽裕，早有这个新系统：病人在加州看A医生，转去纽约看B医生，医生们只需动用“一指神功”，按几个键，立即就能对病人的资料及病历了如指掌。虽然仍不是非常健全，但总是好的开始。

但以一些地区的风气而言，即使用计算机传递信息也没用，有时候不是名医不肯给病历，而是像这位病人一样，不愿意让名医有心结，这不是所谓的“不识相”，而是无奈的人情。病历的传递关乎病人权益，国内应由年轻一辈的医界精英着手改良，日渐进步，才是病人的福音。

总之，如果要完全推翻“名医的话一定要听、要信”的理论，牵涉太多让病人无法突破的困境，不是一蹴而就的；至于制度的改良，则有待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