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至终，他都挂着唐朝政府的公职，却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每天只是游山玩水。知道他行踪的人，无论在官场还是文化圈，都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虽然从身份上来说，不能算是隐士，但是他的行为，却完完全全是隐士风采。比起王维来，更多的人不但脚踩两只船，还在两只船之间“来回跳”。比如明朝末年的大书法家董其昌，他的原则就是有条件就做官，无条件就隐居，一旦政治风向不利，立刻撒丫子溜之大吉，政治局面稍微一好转，却又忙不迭地投身官场，这种人其实是把隐居当成避难所，甚至当作一种政治筹码。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卓越，但就为人来说，名声却不好，表面甘心寂寞，内心一直没有停止活动，即使隐居的时候，他也曾因为欺压当地乡民而被人烧了房子。

相比起后来许多“脚踩两只船”或者“两只船之间来回跳”的人，魏晋人的隐居态度就实诚得多了。魏晋人的隐居，一个流行的风尚就是“隐于朝”，这是中国圆滑的知识分子通用的方法。所谓的隐于朝，按照俗话讲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于一切可能关系个人命运的事情，都非常慎重，需要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察言观色，打死也不说话，就算是说话，也都不着边际，这种人的行事风格，就是看热闹，随波逐流，在动荡的官场中明哲保身，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俸禄，天塌下来也和自己无干。西晋时期特别是西晋晚期，这种人尤其多，西晋迅速灭亡的结果，也有他们的“功劳”。从生活上看，这些人自然不是隐士，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却和“隐”了差不多，常年混日子，把他们变成了木头人。相比之下，也有许多知识分子的隐居，并没有隐掉应有的责任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假隐”，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名隐实官”，表面上看，他们无官一身轻，毫不过问政治，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在国家发展乃至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却总是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子，他们所在时代的统治者们，也非常知道这些人的能量，虽然允许他们归隐，但每到重大问题需要作决定的时候，却总是不忘记去请教他们。在这些人的身上，隐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割舍的对家国的情怀，以及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在魏晋的历史上，这类人并不稀罕，比如缔造了淝水之战辉煌的谢安，早年就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隐士，在国家发展动荡的时期，却选择了出山，留下了“东山再起”的美谈。也有人虽然没有出山，却也是政治的幕后推手，比如南朝时期的陶弘景，当时是著名的隐士，但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