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家的大事，没有一件不在他的洞察之内，在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会逃避。当时的南朝皇帝经常派人到他的居所请教，甚至许多国家大事，最终也是由他拍板，因此他在当时有一个绰号——山中宰相。这一类人物，虽然名义上隐居，但是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处于隐居的状态，出世的生活，只是他们入世的一种方式而已。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隐士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自由生活的境界。

魏晋时期，另一些人的隐居，却完全属于“吊起来卖”，拿隐居来自我炒作，把隐居当作一种求高官的手段。这种现象在世家大族子弟中尤其突出，本来啥本事都没有的人，却因为隐居的生活方式身价大涨，当统治者受到蛊惑，给予他所满意的高官厚禄后，他就自然结束隐居生活。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人经常故意说要隐居，以要挟统治者给予自己更大的权力，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待价而沽。

当然，比起这样的功利来，也有一些人的隐居，完全是出于无奈。这一类人选择归隐，其实是对现实政权的一种反抗，比如竹林七贤的隐居，动因就是对当时政治高压政策的不满。同样的，在曹魏时期，也有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表达对汉朝的怀念选择离开，但即使远离政治，他们依然关心国家的前景。相比于这些隐居方式，陶渊明的隐居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一是因为他隐居原因的别具一格，二是来自于这种风行的隐居文化。

二 五柳先生

陶渊明是东晋哀帝时代生人，他生活的年代，东晋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虽然许多史料上说他出身低微，属于破落的官宦家庭，但是他同样有一个了不起的祖先——曾祖父陶侃。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对东晋的建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陶侃当时任大司马一职，都督八州军事。这个职务周瑜在三国里也做过，而陶侃之于东晋政府的意义，绝不亚于三国周瑜对孙权的重要性。他负责镇守的荆州地区是当时东晋政府抵抗北方五胡的前线，属于东晋的生命线，在这个职务上，陶侃战功卓著，多次击败北方强敌的进犯，且在当地招募流民，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东晋能够在内部矛盾重重的状况下迅速稳定局面，避免被北方政权灭亡，陶侃是有大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