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的战略才能引起了美国一位军事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编辑汉森·Ｗ·鲍德温的注意。他经过研究指出：１９３９年夏季，朱可夫首次领受重大使命前往蒙古迎击日本侵略军，他第一次在实战中指挥大规模的装甲集群作战，验证了将古老的骑兵战术应用到装甲部队―――实施纵深突破、扩大侧翼包围、迅猛突击、快速机动和集中火力的可行性。 眼６ 演

１９４５年６月，遵照斯大林的安排，朱可夫担任阅兵首长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式（历史上的征服者总是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后来，朱可夫在回首往事时，始终称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当朱可夫元帅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出现在阅兵场上的时候，包括空军飞行员、坦克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官兵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许多观看过胜利阅兵式纪录片的人认为，那是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一次阅兵式。阅兵式临近尾声时，２００名身穿崭新制服的红军老兵在雄壮的鼓声中，将缴获的２００面纳粹军旗抛到了列宁墓前被雨水打湿了的台阶上。

根据一些英美历史学家（包括美国人威廉·斯帕尔、奥托·普里斯顿·钱尼和英国人安东尼·比弗）的说法，斯大林最初希望由自己担任阅兵首长，亲自接受苏联军民的欢呼和敬礼。但是，当他刚刚骑上那匹白色的阿拉伯马时，便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脑袋和肩膀受伤。鉴于这种情况，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打算，说道：“朱可夫是一名老骑兵，就让他去吧！”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斯大林（时年６６岁，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几乎无法登上马）为了这种荣耀，是否真的愿意冒着在数万名军人和数千名观礼者面前摔下马的危险？历史学家们这种众口一词的说法出自同一个消息来源，那就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斯大林，但后来披露的事实证明他的说法并不可靠。据苏联空军元帅谢尔盖·鲁登科介绍，曾经担任过自己顶头上司的瓦西里经常在酒宴上兴奋异常，几乎毫无节制，时不时喝得“烂醉如泥”。俄罗斯专家鲁伊·米德韦德夫的评价更加尖锐，指责瓦西里“生性粗鄙”，是个十足的“文盲和酒徒”。由于经常沉湎于酒色，更由于暴烈乖戾的脾气，斯大林的这个儿子“毁掉了许多人的生活”（鲁登科的说法）。而他本人也由于饮酒无度和沉湎女色，在１９６２年猝死，终年只有４２岁。 眼７ 演

在战后的苏联，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所到之处总是受到军民们的热烈欢呼。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的强烈嫉妒和不满，他们无法容忍朱可夫享有这种崇高声望。同样，他们更加担心朱可夫在武装部队中的巨大影响力。此外，在苏共高层的眼里，朱可夫还有着另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极力抵制在军队内部设置各级政治委员并赋予他们极大权力的制度，忽视党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期间，朱可夫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同行们都能够感受到他所背负的重担―――尽力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影响和感染他的外国朋友。即便如此，朱可夫与西方同行之间的这种清白无辜的接触，仍然受到了贝利亚团伙的关注和追查，他们怀疑朱可夫对祖国和党的事业是否忠心耿耿。

朱可夫被斯大林从柏林召回莫斯科后，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国防部副部长，随后就被放逐到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军区任职，先是位于乌克兰的敖德萨军区，而后是乌拉尔军区。当时，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内部，朱可夫的对手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等人竭力编造罪名诬陷朱可夫，指控他“背叛祖国”，与美国人和英国人交往过密。在朱可夫生命的最后２０年，他遭遇了太多的挫折和坎坷，很少有开心的事情。在很长时期内，这位二战老英雄的名字几乎从报纸上彻底消失了。同时，他还承受着心脏病的折磨。在此期间，他开始着手撰写他的著名的战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