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代表苏联政府管制柏林期间，朱可夫将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人性方面的两难选择，有的还需要他予以特别的关注。在下面这个故事中，朱可夫给所有当事人找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所罗门”式的解决方案。

有一天乘车路过柏林郊区时，元帅注意到一群衣着比较杂乱的人正围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孩子，还有一些苏军战士。朱可夫让司机停车，自己随后下了车向人群走去。起初，朱可夫还以为这些人是刚刚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苏联人，结果却发现他们是一群柏林人。

我站在那里，一边观察一边倾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一名手里抱着一个４岁左右的长着浅黄色头发的德国男孩的苏军战士说道：“我的家人从科诺托普撤退时，我失去了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在火车里被炸死的。如今，战争结束了，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怎么生活呢？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他的父母都被党卫军（纳粹特别警卫部队）枪杀了。”还有人说：“瞧瞧，这孩子长得还挺像你呢。”

但是，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用德语说道：“不行，我不能把他给你，他是我的侄子，我要亲手把他抚养大。”

有人把这句话翻译给那名战士，他听后非常失望。

这时我插话说：“听我说，朋友，当你回到祖国后，还愁找不到一个儿子吗？我们那里有的是没有了爹娘的孤儿。如果你能找个有娘的孩子，那岂不更好？”我们的战士打开自己的背包，把面包、食糖和罐头肉分给孩子们和妇女们。那个被我们的战士抱在怀里的小男孩还得到了巧克力。那个战士亲吻了小男孩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朱可夫走到那名战士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当时朱可夫只穿着一件皮夹克，没有佩带肩章，但很快就被战士们认了出来，不得不在此逗留了半个多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朱可夫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我当时没有记下这些战士的名字，唯一能够记得的是他们都来自尼古拉·别尔扎林将军的第５突击集团军。”（战后出任柏林卫戍区第一任司令员的别尔扎林在回忆自己的战斗生活时说：“在整整四年里，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在敌人的土地上，我始终难以坦然地面对毁灭、泪水和尸体。”）

作者研究发现，朱可夫与被誉为“俄罗斯的骄傲”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１７３０―１８００）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苏沃洛夫征战一生，打了６０场战役，从未有过一次失利。对于朱可夫，虽然没有人仔细计算过他一生究竟赢得了大小多少场胜利，但是，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西方军事家均对他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赞不绝口。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时，苏沃洛夫曾经回答：“我只知道我是一名士兵。除此之外，我既不了解我的出身，也不清楚我的血统！”

朱可夫把他的回忆录奉献给士兵们，奉献给他手下那些“敢于正视死亡的威胁和那些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朱可夫还高度评价了他的士兵们―――当和平来临，他们又开始承担起繁重的生产劳动，在成千上万座的城镇和村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

苏沃洛夫的军队从实践中认识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样，朱可夫在训练演习中从未让他的军官们“轻松愉快”过，他往往一连数日甚至数周与指挥官和军士们吃住在一起，一直到对他们的战备状况感到满意为止。

苏沃洛夫对于平民和战俘总是怀着一种慈悲的情怀，对于那些掠夺扰民的手下则从来予以严惩，绝不姑息纵容。他经常这样教育部队：“有效地打击敌人依靠的不仅仅是武器，还有仁慈的对待。”在这一方面，朱可夫的立场同样毫不含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让德国劳动人民来偿还纳粹暴徒在我国国土上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仍然有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格奥尔基·朱可夫只不过是一个“剪切拼凑”出来的英雄。由于有关他的传记里面通常缺乏人性的因素，他的人物形象因而也就缺乏一定的立体感和真实感。但是，从那以后，关于朱可夫真实面目的大量素材开始从书籍、报纸、杂志、文章、档案馆以及朱可夫女儿们的手中披露和涌现出来，人们终于得以认识一个真实的朱可夫。在本书中，作者希望通过为格奥尔基·朱可夫这个形象补充以往所遗失的人性的一面，激发起读者对于这位伟大但又充满争议的“俄罗斯之子”的新的兴趣和探索。 德国纳粹在战争期间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其中尤以他们建立的配备有大量高能焚化炉和毒气室的死亡营为最甚。因此，当人们在１９４５年５、６月间提到一种可以相提并论的罪恶时，总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希特勒的“死亡工厂”，它被视为纳粹主义本质的最真实生动的体现（这些营地主要设置在德国和波兰境内，１９４５年４月被解放）。例如，许多营地配备了特制的坩埚，专门用来熔化从死亡囚犯嘴里拔下来的金牙，平均每天可搜集１２公斤的黄金。火葬场的阁楼用来烘干死人的头发。骨灰用来填充沼泽地或用做卷心菜的肥料。其中一些营地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墓地。 针对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戴维·格兰茨认为朱可夫１９４２年秋季在莫斯科郊外的“火星行动”中遭受惨败的说法，俄罗斯一位国际知名的苏德战争权威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教授进行了反驳，他指出：“‘火星行动’有着两个目的：第一，阻止德军从中央方面军群抽调兵力增援南方集团军群；第二，预防德军从勒热夫突出部（莫斯科以西２５０公里）向首都发起出其不意的突击行动。通过‘火星行动’，莫斯科在１９４２年的处境再也不像１９４１年秋季那样岌岌可危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战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勒热舍夫斯基教授总结说，这本书（《朱可夫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内容及其观点与真正的历史科学格格不入。米雅戈科夫博士指出，“火星行动”不但促成了“天王星行动”（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的成功，而且其自身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迟滞了德军对莫斯科方向一次意想不到的攻击。此外，“天王星行动”和“火星行动”实质上属于一个统一的整体，极大地扭转了１９４３年东线战场的形势。２００２年，作者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采访上述两位历史学家时，他们均向作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的资料。朱可夫本人也曾指出，苏联最高统帅部在１９４２年夏季和秋季制定的作战计划，实质上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其误认为苏军将在莫斯科以西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一场冬季攻势。果然不出苏联人所料，纳粹最高统帅部从当年１０月份开始在该地区集结大批军队进行防范。 １９８７年，作者在莫斯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遇到一群苏联将军（他们都曾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询问他们如何评价朱可夫。陆军大将Ｉ．Ｇ．帕夫洛夫斯基回答：“朱可夫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甚至可以说是‘统帅中的统帅’”。他补充说明：“我们在战争后期共有１２位方面军司令员，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朱可夫是其中最为卓越的一个，这一点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承认。”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别洛夫将军曾经撰写过许多关于朱可夫的文章，他认为元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指挥官，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能够制定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并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予以实施；能够准确判断出敌人的意图并迅速调动兵力进行阻击；能够在关键阶段采取佯动举措诱骗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