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ＵＰ ＹＥＡＲＳ

年幼的格奥尔基很早就显示出了阅读和自学的能力。

――菲尔·格拉布斯基，《伟大统帅》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沙皇时代的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名叫斯特列尔科夫卡的非常贫穷的小村庄，位于莫斯科以南大约１６０公里。朱可夫一家有４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他。他们一家的住房非常简陋狭小，几乎无法容纳一家四口同时居住和做饭。说起狭窄的住处，朱可夫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自嘲：“挤死总比冻死强。”

他的父亲名叫康斯坦丁，两岁时从孤儿院被领养长大，是一名鞋匠，靠修修补补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朱可夫的母亲乌斯季尼娅也出身贫苦，但身体强健，非常能干，据说能够扛起９０公斤重的谷袋。年幼的朱可夫很早就显现出强健的体格和固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些品质伴随了他一生。

１９０５年，他的父亲和另一名鞋匠在莫斯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就发生了纵火事件。他的父亲和其他许多工人因为参加罢工游行一起被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当时，年幼的朱可夫还不了解其中的详情。在那些年代，参与政治鼓动和演说的人常常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煤矿或盐厂，或被赶到正在修筑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服苦役。其中一些罪犯――包括妇女――还戴着手铐脚镣。参加起义的男人们受到的惩处之一就是鞭笞。警察局有时候还会给犯人穿一种湿的紧身“夹克”，这种夹克干了以后会缩水变紧，穿着的人会因为受夹而痛苦万分。

１９０２年，朱可夫６岁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秋天对他家来说异常艰难：

庄稼歉收，我们的粮食只能吃到１２月中旬。父母挣的那点钱仅仅够买面包、盐和还债。多亏邻居们时不时地接济我们一锅白菜汤或粥。这种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助比较常见，充分体现了饱受艰难困苦的俄罗斯人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

第二年春天，多亏了附近河里盛产的鲈鱼和鲤鱼，朱可夫一家的生活才有所好转。朱可夫说在“运气好的日子”，他可以给邻居们送去打来的鱼，以感谢他们在自己家最艰难的时候送去的汤和粥。去捕鱼的路两旁生长着浓密的椴树林和低矮的桦树林，树林里结满草莓和野杨梅，到了夏末又遍地是蘑菇。附近村庄的人们也来到林子里剥下树皮，制作一种被当地人叫做“最新式的格子鞋”的树皮鞋。

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２０年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这些树林都不存在了：希特勒的国防军在战争中把树木全部砍倒了，战后集体农庄又对这片土地进行了翻犁和耕种。

小朱可夫也帮助家人割草、收庄稼。他进了一家教会小学上学，学校距他家有一英里远。幼小的朱可夫看到他的一些伙伴们背着从商店买来的皮书包来装书本和文具，而他的书包只是他妈妈手工做的麻布包。他说：“我告诉母亲，只有乞丐才背那样的书包，我再也不想背着它去上学了。”

妈妈回答：“等你父亲和我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就给你买一个皮书包。但是，现在你只能先背着我给你做的书包。”

尽管朱可夫说他很敬重他的父亲，可父亲经常用旧的方式惩罚他，用皮带抽打他让他认错。朱可夫说：“我很倔强，不管他打得多狠，我只是咬紧嘴唇，从不求饶。”

一天，在被父亲狠狠抽打了一顿后，他就从家里跑了，在邻居家的大麻地里躲藏了三天三夜。只有他姐姐知道他藏在那儿，她给他送饭，但没告诉任何人。最后，一位邻居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回了家。“爸爸又揍了我一顿，然后又十分后悔，原谅了我。”

这段时间，他的教母的兄弟―― 一个叫普罗霍尔的旅馆服务员――非常喜欢朱可夫，经常夏天带他去打野鸭，冬天去猎野兔。朱可夫很快就能熟练地把野兔从草丛里赶出来，还能在水面上找回中弹的野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