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朱可夫的父亲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对妻子说，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被失业逼得活不下去了，一次次地举行罢工。

朱可夫记得母亲说道：“你最好别掺乎，当心警察再把你抓起来。”

父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杳无音信，全家人又担心又焦急。他们很快得知１月９号在彼得堡，沙皇军队和警察朝游行的工人们开了枪。这些工人都来自普蒂洛夫军火生产厂，他们当时正在一位东正教牧师的带领下朝冬宫行进，他们要求沙皇政府改善工作条件。朱可夫后来回忆，那年春天村子里来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鼓动人们在政治上觉悟起来，“反对剥削和沙皇专制”。 眼１ 演

１９０６年，朱可夫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三年的学习。上学期间，朱可夫在每个年级的成绩都很优秀，还得了奖状。全家人都很高兴，作为庆祝他小学毕业的礼物，母亲送给他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冬天的时候，小朱可夫喜欢到户外钓鱼，穿着自制的滑冰鞋滑冰，到附近的山上滑雪。尽管个子还有些矮，但他宽阔的双肩已经显示出了他的结实强健。

小朱可夫１１岁时来到莫斯科跟一个舅舅做学徒，在毛皮作坊学手艺。他很快就在艰难的环境中学会了该如何做事。刚到莫斯科那天，他就因为违反了不成文的规定―――直接从大家共用的白菜汤锅里捞了一块肉―――头上挨了一棍子。他的工友库兹马告诉他，头上的肿包会让他学会顺从：“挨打的时候，你就咬咬牙忍着。一回打，二回乖。一个挨过打的人会胜过两个没有挨过打的人。”朱可夫没有说过他对于这句话有何感想。

星期六的时候，库兹马经常带他去晚祷，星期天带他去做晨祷和弥撒。“逢年过节的时候，”朱可夫说，“老板就带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大教堂做弥撒，有时候也去耶稣救世主大教堂。我们不喜欢去教堂，经常找机会逃避。但是，去圣母大教堂除外，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欢乐的大合唱，尤其盼望听到大执事罗佐夫唱赞美诗，他的嗓音听起来就像小号那样美妙。”

朱可夫的手艺进步很快，但仍然经常挨打受骂。“老板经常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毒打我们。师傅、工头和老板娘也经常打我们。当老板不高兴时，我们都尽量躲着他，一旦被他逮着就要挨一顿毒打，甚至打得你耳朵一整天都嗡嗡地响。”

朱可夫的老板经常在训话时说，别看他虐待徒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朱可夫说：“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工作条件，关心我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学徒工的上帝就是老板。我们遭受奴役和剥削，这是不公平的！”

时光流逝。朱可夫转眼已经１３岁了，在工作中他“累得腰都要断了”，但他还是逐渐养成了新的爱好：读书。这要感谢他的小学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引导并培养我热爱读书的！”朱可夫说。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也经常借书给朱可夫看。朱可夫后来回忆，他读过《福尔摩斯全集》等侦探小说，还有其他一些惊险小说。

我们开始学习俄语、数学和地理，还读了不少的科普书籍。大多数的星期天或老板外出时，我们通常都在一起读书。尽管我们小心翼翼、躲躲藏藏，老板还是发现了我们在一起读书的秘密。我原以为他会把我开除或者狠狠揍我一顿，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居然称赞我们做的这一切很有意义。

这样的自学坚持了一年多，后来朱可夫上了一家课程与市立中学相当的夜校。

１９１１年，朱可夫已经做了三年的学徒。他想继续上学，但毫无机会，只好设法继续读书。

“我读报纸……从亚历山大那儿借来一些杂志，也用省下来的钱买书。”（本书作者２００２年在莫斯科拜访了朱可夫的两个女儿伊拉和埃拉，她们说二战后朱可夫在自己的宅邸里建有一个藏书２万册的图书馆。）

朱可夫从车费上省钱。“老板经常让我出去送货，给我几个铜板坐车。我一般都是走路去，把钱省下来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