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在伏尔加河畔的诺夫哥罗德有一场商品交易会。朱可夫的老板租了一个摊位批发皮毛。朱可夫说：“我在交易会上的工作就是给卖出的货物打包，然后把货物送上伏尔加河的货轮或送到货运铁路货房托运。”

这是朱可夫第一次见到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我第一次看到初升的太阳照在伏尔加河的河面上，河水闪着鳞鳞波光。我凝望着河水，久久不愿把目光移开，我想，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曲讴歌她，为什么人们把她叫做母亲河。”

１９１２年，朱可夫快１６岁了，他很幸运地得到１０天假期回家探亲。当时恰好是割草季节，他把这叫做“农业劳动中最有趣的事情”，男人和小伙子们从城里赶回来帮助女人干活，以便尽快割完青草，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我离家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回来时已经是个１６岁的小伙子了，学徒期也快满了。在这期间，有许多人不在了，他们中有的去世了，有的去当学徒了，有的去了城里找活干。有的人我也许认不出来了，而有的人也不认识我。有的人被艰难的生活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则长大成人了。

我的母亲在车站接我。她变化很大，在过去的４年中苍老了许多。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使劲忍住才总算没有流下眼泪。

妈妈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由于长年艰辛劳作而长满老茧的粗糙的手紧紧抱着我，反复说：“我的儿子，妈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好了，好了，妈妈，”我安慰她道，“我都长成一个大人了，以后生活会好起来的。”

“但愿上帝保佑。”妈妈说。

他们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父亲和姐姐站在门前的土台上迎接我们。姐姐也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而父亲明显苍老多了，背也驼了，毕竟他已经快７０岁了。我们互相亲吻之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说：“我有生之年见到了你，也看到你长大了长结实了，真让人高兴。”

……为了让家人更高兴，我赶紧打开箱子，拿出给每个人带的礼物。（朱可夫给了母亲三个卢布、两磅糖、一磅糖果和半磅茶叶。）

“太好了，”母亲喜出望外地说，“我们好久都没有喝过真正的糖茶了。”

朱可夫又给了父亲一个卢布，让他上酒馆零花。

他母亲说了一句：“给他２０戈比就够了。”

他父亲说：“我等儿子都等了四年了，我们要好好谈谈，别再提穷的事，免得让人扫兴。”

第三天，朱可夫和母亲、姐姐一起去割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们和最要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

刚干了一会儿活，朱可夫就感到口唇、喉咙发干，但仍坚持继续干下去。到收工的时候，他割得比别人还要多。

纳扎尔大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走过来拍了拍朱可夫大汗淋漓的肩膀，说：“干农活不轻松吧？”

“可不是嘛！”朱可夫回答道。

这时，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插话：“人家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了。”

“你说得对，”纳扎尔说，“但咱们这儿还得靠木犁和镰刀。”

朱可夫问那个说到机器的小伙子是谁。

“那是尼古拉，村长的儿子。他参加了１９０５年莫斯科的罢工游行，后来被遣送回来。但他是一个即使舌头被割了还要继续诅咒沙皇的人。”

“不错，”列什卡说，“千万别让警察和密探听见。”

朱可夫记得那天晚上，青年们似乎忘记了疲劳，聚在粮仓周围尽情地欢乐。

我们唱了一支又一支深情动人的歌曲。姑娘们领唱，她们的声音甘甜醇美，小伙子们以男中音和发颤的男低音接唱。然后我们就一曲接一曲地跳舞，一直跳到都累得跳不动了才停下。天快亮了，我们才各自回家。可刚躺下一会儿，大人们就又催着我们起床割草。一到晚上，年轻人又继续欢乐地唱啊、跳啊，很难说我们什么时候才睡的觉。青春年少的日子，年轻人即使不睡觉也那么有精力。年轻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