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苏军坦克旅虽然拥有２００辆左右的坦克，官兵们作战非常勇敢，但是在日军炮兵部队的火力下，全旅损失惨重。他承认“全旅人员伤亡过半，半数坦克被毁，但我们早已预计到将会付出这样的代价”，他还承认支援该坦克旅作战的苏蒙装甲部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坦克就在我的眼前爆炸起火”。他说，红军在某个战区的３６辆坦克中，有２４辆被摧毁。

朱可夫为这种重大损失辩解道：“但是，我们成功地彻底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另一次“形势危急”（朱可夫的原话）是在日军出动主力部队试图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队。当时，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元帅恰好也在朱可夫的指挥部。由于担心东岸的炮兵部队有可能被日军俘虏，库利克要求将炮兵部队撤下来，但却遭到朱可夫的断然拒绝。朱可夫认为，如果把炮兵撤下来，那么桥头堡阵地的一切兵力包括步兵也应当撤下来。他说：“我不会让炮兵撇下步兵不管，炮兵是防御的后盾，一旦离去将使步兵陷入绝境。如果那样，我们还不如把所有部队都撤回来。”

总之，朱可夫说，他拒绝执行库利克的命令，而且他就自己的理由向莫斯科作了解释―――认为把炮兵从桥头堡阵地撤回来是不恰当的。

“我的意见，”朱可夫说，“最终赢了，库利克当天就被召回了莫斯科。”

朱可夫说，日本人在整个战役期间只有一次大规模地使用了他们的坦克部队。在获悉日军坦克正向前线开来的情报后，朱可夫立即把红军炮兵全部部署在日军坦克唯一可能经过的地区。果然不出所料，当日军坦克集群刚刚出现在射程之内，便遭到了红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朱可夫发现，大约１００辆左右的日军坦克被击毁，仅有一辆坦克掉头逃回，侥幸捡了一条命。

朱可夫事后赞扬了日军的俯冲轰炸机（尽管他们往往是从很高的高度就开始轰炸）和高射炮的出色表现。

后来，当朱可夫指挥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时，他已经是一名曾使用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力量取得决战胜利的军事领导人了。西蒙诺夫说，他在战后和朱可夫交谈时，元帅对自己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经历记忆犹新。

朱可夫说，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于打赢这场战役似乎胸有成竹，甚至专门把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战区，让他们观看这场“预料之中”的胜利。

但是，一个新的危险很快出现在了朱可夫的面前。

７月３日拂晓前，蒙古军队的苏联总顾问Ｉ．Ｍ．阿福宁上校到巴彦察干山视察蒙军骑兵第６师的防御情况。在那里，他发现日军已经趁着夜幕渡过哈拉哈河，正向蒙军发起进攻。当时，日军凭借兵力优势，已经占领了巴彦察干山及其邻近地区。蒙军骑兵第６师只好撤退到巴彦察干山西北地区，他们显然无法阻止日军对苏蒙军队主力的侧翼和背后的攻击。

在获悉这一紧急情况后，朱可夫立即调集所有预备队前往巴彦察干山方向迎击敌人。他还调集了１个坦克旅、１个摩托化团、１个装甲旅、１个炮兵营和１个蒙古装甲营，准备进行一场集中进攻，同时还出动了所有可用的飞机参战。

朱可夫说：“在当时，我方当务之急就是用飞机和火炮努力钳制住敌人，将其阻止在巴彦察干山，一直坚持到预备队赶到，从而向敌人发起反突击。”为了阻止日军部队继续渡河增援巴彦察干山上的先头部队，红军对渡口地区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和炮击。山上日军有１万多人，而红军只有１ ０００来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是，苏军第１１坦克旅的１５０多辆坦克、第７装甲旅的１５４辆装甲车以及装备４５毫米口径火炮的１个蒙古装甲营随后赶到了。

在此情况下，朱可夫认为自己手中的王牌就是装甲坦克部队。考虑到情况万分紧急，朱可夫立即命令它们在行进间对日军发起突击，绝对不能拖延。这是因为，当日军发现红军坦克隆隆开来时，已经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着手组织对坦克进行轰炸。由于该地区方圆几百公里完全是开阔地带，“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朱可夫的原话），红军坦克没有任何可隐蔽的物体，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尽管如此，到了７月５日凌晨３时，日军的抵抗最终被红军坦克部队所粉碎，开始全线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