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记录了７月３日的情景：“敌人几十辆坦克突然发起攻击，我们顿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战马受惊发出阵阵嘶叫，拖着炮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急于突围。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全军上下胆战心惊，士气一落千丈。”

日军开始向渡口仓皇溃退，但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会从这里突破，已将其炸毁了。朱可夫写到：“我方坦克兵亲眼看见一些日军军官全副武装，一头扎进河里溺水而死。”

最后，日军在巴彦察干山上扔下了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摧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４５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其中包括２０架俯冲轰炸机。

日军重兵集团从巴彦察干山上的溃退以及红军在哈拉哈河东岸的成功防御，极大地鼓舞了苏蒙军队的士气，官兵们相互庆祝这次重大胜利。就在这时，朱可夫却在积极准备于８月２０日之前对日军发起一次总攻。

以朱可夫为首的指挥层认识到，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确保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为了隐蔽己方行动，朱可夫等人在制定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些诱骗计划。譬如：部队的夜间调动须在巨大的嘈杂声响的掩护下进行，尤其是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和各种枪支产生的声响。各部队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计划制造各种嘈杂声响。

此外，朱可夫还要求执行战场勘查任务的军官必须穿着战士服装，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朱可夫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日军在窃听我们的电话，拦截我们的无线电通信。”

朱可夫介绍说很难弄到情报，这是因为当地没有老百姓，也没有日军逃兵。即使这样，苏军飞机还是提供了一些很不错的有关敌人防御的空中侦察照片。但是，由于日军也采取了包括实体模型在内的各种诱骗手段，朱可夫的参谋班子不得不在使用这些情报资料时谨小慎微，反复核对，以辨别真伪。

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朱可夫却同另一位重要人物―――格利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将军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施特恩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过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军事顾问，当时担任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受上级指派来到哈拉哈河。（他担任的真正角色并不明确，其外交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哈拉哈河总攻战役打响三天后，战斗节奏逐渐放慢下来。朱可夫与施特恩进行了一次交谈。他的任务是掩护朱可夫的后方，为其部队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一旦军事行动（哈拉哈河战役）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地方，规模升级为战争，朱可夫的部队将直接并入外贝加尔方面军，接受施特恩的领导。但在此之前，他们二人仍然各司其职，均直接受莫斯科领导。

朱可夫说：

施特恩来见我，建议我们不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他认为我们应当停止行动，为两三天后的战斗积聚力量。只有那样，才能对日军形成包围圈。他坚持认为战斗节奏已经有所减缓，我们同时也遭受了惨重损失，尤其是在北部地段。

我回答说，战争就是战争，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我们迎击像日军这样的敌人时，这些损失可能就更惨重。但是，如果我们的原定计划因为损失和情况复杂，不得不暂停两三天，就有可能导致以下两种局面：要么彻底放弃计划，要么干脆大大推迟行动。因为犹豫不决，我们的损失将比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付出的损失大上１０倍。可以说，如果当时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将会付出１０倍的代价。

然后，朱可夫质问施特恩，他究竟是命令还是建议自己这样去做。如果是命令，他希望是书面命令。但他提醒说，他将因为对此持不同意见而向莫斯科提出申辩。施特恩说他不是在命令，仅仅只是建议，而且也不会把这个建议用书面形式写下来。

朱可夫回答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不同意你的建议。我要对军队负责，在这里我负责指挥。你的工作是给我提供保障，掩护我的后方。所以，请不要关心你职责以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