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样不是好得多？”

9月底一个炎热的周六，棉花地已收割一空，爸爸抬着台RCA彩色电视机进了房间。他把原来那台黑白电视挪到了厨房，志满意得地在憩息室插上新电视，之后一下午整个房子都响彻着密西西比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之间橄榄球赛声。

妈妈再一次如胶似漆地黏在彩色画面跟前，寸步不离，为满场跑的红队、蓝队“噢——啊——”着。她和爸爸是叛逆者队的铁杆球迷，她不畏溽热，身着红色羊毛绒长裤，椅子上铺上爸爸的红色卡帕阿尔法旧毯。没人提到詹姆斯·梅雷迪斯，那个被允许入校的黑学生。

我驾着凯迪拉克去了镇上，我这种弃本校赛事于不顾的行为让妈妈觉得不可思议。伊丽莎白一家也去了西丽家看比赛，只剩艾碧莲一人在家干活，我希望伊丽莎白不在场能让艾碧莲放松些。事实上，我希望她能告诉我一些事，关于康斯坦丁的任何事。

艾碧莲为我开了门，我跟着她进了厨房。没有伊丽莎白的盯防，也并未让她松闲多少，她看了眼厨房里的桌子，像是今天想坐下谈，可我邀她入座时，她回答：“不用，我站着就好，你坐。”她从水槽里的盘子里捡起只番茄，用刀削起来。

我于是倚了案台，念给她听最新谜面：怎么才能让你的狗不跳进垃圾桶，因为你的懒男人总喝个烂醉，老忘记在垃圾车子来的当天把它抱出来。

“往垃圾里倒些泔水进去，狗就不会围着她们的垃圾桶打转了。”我匆匆忙忙地做着笔记，把那泔水改成氨水，随后又抽出另一封信。我抬起头时，见艾碧莲正对我似笑非笑。

“我无意冒犯，雯小姐，可是……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对收拾屋子一无所知，却成了玛瑞娜太太。”

她和妈妈一个月前说这话时的方式全然不同，我听后反而哈哈大笑，我于是告诉她我寄给哈珀罗出版社的简历，在牛津商场打的那些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当作家，以及伊莱恩·斯坦给我的建议。

艾碧莲点点头，又拿起另一只绵软的红番茄来削，“我儿子，崔劳，他也喜欢写东西。”

“我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

“他两年前死了。”

“哦，我很遗憾。”我说。接着，好一会儿屋子里只剩下格林牧师和番茄皮轻轻磕碰水槽的声音。

“他每次语文考试都得优，后来，他给自己买了台打字机，说他有了个主意……”她白制服的肩缝随之一沉，“说他自己要写本书。”

“什么样的主意？”我问，“我是说，你不介意我问……”

艾碧莲半天没开口，只是一圈一圈地削着番茄，“他读了本叫做《隐形人》的书，读完之后，他说要把密西西比的黑人在白人手下干活是啥境遇写下来。”

我别过脸去，妈妈这时一定会刹住这话题，她一定会微笑着把话茬转到打理银器或是白米的价格上去。

“他死了以后，我也读了《隐形人》，”艾碧莲接着说，“我喜欢这书。”

我点点头，虽然我没读过这本书。我之前没想过艾碧莲也会读书。

“他写了差不多50页了，”艾碧莲说，“我让他的姑娘弗朗斯西保管着。”

艾碧莲停下手中的刀子。我看到她喉头蠕动着，“请别把这事说出去，”她说，声色温和下来，“他想写他的白人老板。”她咬着嘴唇，我突然意识到她仍在为他的儿子担心，即便他已经死了，为儿子担惊受怕的本能仍留在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