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着妈妈的凯迪拉克行驶在杰桑大街上，前方，一个穿着背带裤的黑人小男孩睁大着眼看我，手里抓着红皮球。后视镜里，艾碧莲仍是一身白制服坐在屋前台阶上。她在说不，小姐的时候，甚至没有看着我，她只是望着院子里那一块黄色的草皮。

我原以为这会像小时候去康斯坦丁家那样，沿途的黑人亲善友好，笑吟吟地挥手示意，欣喜地看着这个家有良田万顷的白人小女孩。可在这儿，警惕猜忌的目光跟随着我，当我的车靠近那个小男孩时，他转身跑向离艾碧莲住所不远处的一幢房子，半打黑人聚集在那房子的前院里，手里拿着盘子和袋子。我搓揉着太阳穴，我得想办法说服艾碧莲。

一个星期前，帕卡古拉敲响了我卧室的门。

“有个长途电话找你，雯小姐，说自己是……斯登夫人。”

“斯登？”我搜肠刮肚，随即挺直了身子，“你是说……斯坦？”

“我……我估摸可能是斯坦，她一口硬邦邦的北方口音。”

我赶紧闪过帕卡古拉，直冲下楼去，我不自觉地捋了捋自己那头蓬发，好像那是个会面，而不是个电话。到了厨房间，我一把抓起荡挂在墙上的话筒。

三个礼拜前，我在斯特拉斯莫尔白纸上打出一封信，三页纸勾勒了一个主题，一堆细节和一个谎言。我写道，一位吃苦耐劳受人敬重的黑人女佣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她将细述为本地白人太太工作的辛酸苦辣。我权衡之下，认为把打算取得一个黑人女佣的帮助，改为她已经同意接受访问，让这封信显得更具有诱惑力。

我拖拽着电话线，绕过光秃秃的灯泡，躲进食品储藏室，储藏室的四壁是整墙的架子，上面摆满了泡菜罐、汤罐、糖浆罐子、时令蔬菜、防腐剂。这是我高中时代躲避父母耳目的伎俩。

“你好，我是尤金娜。”

“请不要挂断，我为你转接。”一串咔咔嚓嚓之后，一个遥远的声音传了过来，粗浑低沉得像男人的嗓音，“伊莱恩·斯坦。”

“你好，我是密西西比的雯——尤金娜·范兰。”

“我知道，范兰小姐，我给你打的电话。”我听见那头划着一根火柴，短促有力地吸了一口烟，“我上周接到你的来信，我有些想法。”

“请说，夫人。”我蹲下身，坐在高高的金牌软饼面粉铁罐上，心如鹿撞，绷紧着神经听她说，纽约的电话果真是来自千里之外，音质嘈杂断断续续。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想到要去采访当地的女佣，我很好奇。”

我瘫痪了一秒钟，她上来也没寒暄没问候没自我介绍，我意识到最好老老实实按她的指示回答：“我……嗯，我是由一个黑人女佣抚养长大，我看到雇主家庭和佣人之间的关系既可以如此简单——也可以相当复杂。”我清了清嗓子，我的声音生硬干巴，听着就像课堂问答。

“继续。”

“唔，”我深吸口气，“我想通过女佣的角度展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这些住在南边的黑人妇女，”我眼前浮现出康斯坦丁的面孔，艾碧莲的面孔，“他们抚养大了一个白人孩子，而20年后，这个孩子又成了他们的雇主，这不是很讽刺么？我们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们，但是……”我咽了下唾沫，声音开始发颤，“我们甚至不让他们用屋子里的厕所。”

那头仍是没有动静。

“另外，”我又被迫接着往下说，“每个人都知道白人的感受，在那位为白人家庭奉献毕生的光荣黑妈妈身上，玛格丽特·米歇尔《飘》的作者。倾注了白人的感情，但没一个人问过黑妈妈她是怎么想的。”汗水顺着前胸往下淌，濡湿了棉布上衣的前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