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误解，”她说，“确实，这种认知以前的人早就有过，而且在书中讨论过。事实上，那位教士还特别强调，第一个觉悟并不是新的东西。他说，从古到今，一直有人察觉到这些神秘机缘存在，而这种认知是推动许多伟大哲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的力量。但是，以往和现在有个不同点，那就是数量。根据教士的说法，文化转变之所以发生在今天，是因为同时具有这种认知的人，数量愈来愈多。”

“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我问。

“他告诉我，手稿预言，在20世纪的60年代，意识到这类神秘机缘存在的人会开始急速增加。他说，这种成长会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到了那个时候，这种人就会达到一定的数量——我管这个数量叫决定性的多数。”莎琳继续说，“手稿预言，一旦决定性的多数出现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就会开始认真看待这类机缘巧合。我们会集体探究，在这个星球上，人类的生活背后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运作。当这个问题同时被大量的人提出后，其他几个觉悟就会进入我们的意识中——因为根据手稿，一旦有足够数量的人对现代的人生提出严正的质疑，我们就会开始寻找答案。然后，我们就会达成其他的觉悟……一个觉悟接着一个觉悟。”

莎琳停下来吃点东西。

“这么说，一旦我们达成了所有觉悟，文化就会转变啰？”我问道。

“那位教士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瞅着她，一边思索着“决定性的多数”这个观念，然后说：“对一部完成于公元前600年的手稿来说，这听起来倒是挺有深度的观念嘛。”

“我也是这样想，”莎琳回答，“我自己也提出同样的质疑，但那位教士向我保证，翻译这部手稿的第一批学者都确定它不是后人伪造的。主要原因是，手稿是用闪族语系中的阿拉姆语（Aramaic）写成的，和《圣经·旧约》的大部分文字相同。”

“阿拉姆语出现在南美洲？它怎么会在公元前600年传到那儿去呢？”

“那位教士也不知道。”

“他的教会赞同这部手稿的预言吗？”我问道。

“不，”她说，“他告诉我，大部分神职人员都拼命打压这部手稿，所以他才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显然，光是谈论这部手稿，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