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去年，我开始写这样的单子，因为很显然有些工作要转交了。直到事情理出点”头绪“。这是我们用来形容未来的一个词，它像鳄鱼打哈欠张开的长颚，深邃而令人恐惧。列这样的单子并不容易，因为多年来我已习惯了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要把哪些列进去，把哪些留下呢？我有意在深夜将单子放在胡椒面儿加工器的下面。第二天早上孩子们上学前进房间来亲吻我的时候，我头晕得甚至无法分辨她们头发是否扎好，牙齿是否刷干净了。我轻声说着再见，抬起头，嘴唇拂过她们的脸颊。当我再一次醒来时，看到床单上有片羽毛，深棕色的颜色。我还是祈祷孩子们没有把小鸡带到学校吧。

我再次看着这张单子，想知道阿尔奇那天早上会是怎样的感受：觉得受到侮辱还是感到有意思？会生气还是会感谢？不知道是否该写进去说，让两个孩子穿校服，或是提醒他别忘了孩子们的帽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些琐事那么重要。我起身下床，把单子扔进了垃圾桶。阿尔奇可能甚至没注意到它。

通常我醒得很早，那时天色还未完全明朗。凌晨前，我泡好一小壶茶，端起一杯来到花园。一些母鸡已在小声地咕咕叫着。我走过去坐在伞状大树下的藤椅里，一边抚摩着茶杯，一边仔细聆听。我总是觉得这些母鸡的叫声无与伦比得入耳。天色渐亮，其中有五只忙乱地斗着口角出了鸡棚。伊丽莎白，我总叫它丽莎，是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它第一个出来，闯入阳光中。丽莎是只浅花苏赛斯鸡，全身白色的羽毛，黑色的翎羽，像带花边的披肩。它总是比较专横，指挥着其它鸡按顺序出窝。最后出来的是凯蒂，深棕色的羽毛，翅膀尖上渐变成黑色。据我所知，每天早上凯蒂都以相同的方式问候新的一天：先在鸡棚门口略作停顿，抓抓土，快速跃出一两英尺，退回到鸡棚，再向前几英尺，再退回，直到和空地另一边的鸡食儿盘形成一条直线。这一过程里，凯蒂总会转头啄啄自己的后背，这个仪式一直持续到有东西让它们分神儿。凯蒂是我最后养起的一只鸡，尽管它年龄不是最小的，也要按照鸡群协议遵守先来后到的顺序。

我想若是生命可以重新开始，我要研究母鸡。那天早上就那样坐着，把茶叶沫向栅栏另一边扔去，鸡群便都冲上去探个究竟：它们总是好奇得很。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虽然鸡养了几年，对它们却知之甚少。问题是，它们那么柔顺，那么乖巧，几乎不用照料。我明白自己一直把它们的乖巧视作理所当然。它们有些方面我永远不会理解。比如说，为什么像珍这样的澳洲黑鸡，黑亮的羽毛，在阳光下显出奕奕斑斓绿色，却会下白色鸡蛋呢？虽然我从鸡仔开始养起，可是为什么被抓起时它还是会犹豫，甚至抗拒？凯蒂有一次在床上，在女儿黛西怀抱里没过五分钟就挣扎着逃脱了。意识到母鸡喜欢夜晚栖息，我最终不得不哄着黛西让她把凯蒂放回鸡群，从那以后凯蒂变得异常胆小。（而且，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黛西希望搂着母鸡入睡的强烈愿望就这样蒸发了。对于动物的迷恋却物化至其它宠物。首先是金鱼，随后黛西发现它们实在无法搂着睡觉，于是又换成了老鼠：“印度”、“非洲”和“中国”。几个月前，黛西还坚持说，如果她不把“中国”这只自己最喜爱的老鼠装进口袋带到学校，她或是它都会死的。）

在那静谧的几分钟里，我品味着生活最微小的尘埃。在世界醒来之前，在鸡群边喝着茶。我向鸡群撒了一把饲料。凯蒂来到栅栏前从我的手里啄食儿吃。掌心里，它的喙轻轻地叨着。随后是满足的咯咯声。丽莎直冲过来，把凯蒂推到了一边。让我突然萌生了一种要保护鸡群里最弱小者的冲动。我走进鸡棚。尽管尘土飞扬，鸡粪刺鼻，到处是骨头、贝壳，还有它们在不停地、毫不厌倦地挖土找虫子过程中刨出来的一切，鸡棚和空地仍然是个惬意的地方。这里有别处无法找寻的温柔时刻。阳光折射进来的光线里金色的尘埃在旋转舞动。片片羽毛飘起又落在地面。听上去既像是满足又像是沮丧的咯咯声。最重要的是每只母鸡神态里散发出的期待，无论那显得多么傻。那种纯然的乐观促使母鸡日复一日地下蛋，而日复一日的鸡蛋又被取走。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表现，但我想这是无与伦比的慷慨。一个下蛋的母鸡充满了正直的精神，倾注了一生的投入和奉献。还有鸡蛋，有时满是灰尘，有时粘着鸡粪，有时干净无暇得像一块肥皂。而蛋壳里面，不仅是一个整体，同时也装满了各种可能性。

那天早上我突然想到，以前应该多在花园的这个角落仔细端详、感叹的。现在太晚了。

实际上是太早了，但我还是去了艾斯黛拉和黛西的房间。睡梦中她们的身体显得柔软而精巧，仿佛一醒来这种柔软和精巧就会消失似的。一瞬间，我沉浸在她们的天真和单纯中。随后轻轻地在她们各自旁边放下一只小鸡。艾斯黛拉的手下意识地搂住丽莎，而黛西感觉到凯蒂凑在颊边痒痒的温暖后吃惊地坐了起来。

怎么了？她问。

不过刚六点，但我认为，比起大清早被拽起来，女儿要对付比这更糟的事情。

我必须要教你们些很重要的东西，我说。

她们怀里抱着小鸡，跟我来到厨房，我给她们一人一杯巧克力奶，让她们坐在长椅前面的小凳子上。两只小鸡在她们大腿上安静下来，发出渐弱的咯咯声。我把茶壶罐拿下来，把烧水壶放在炉子上，之后开始说话。

泡一壶好茶不是偶然就能学会的，我说。虽然像碧顿女士说的，泡茶几乎没有艺术可言。水开了，芳香的茶叶放够了，饮品自然就会好喝。

谁是碧顿女士？黛西问。

那不重要，艾斯黛拉说，她感觉到了此时此刻的重要性。

我一边泡茶一边对她们讲，二十一世纪泡茶的简化步骤，要考虑当地的具体条件。我用的是那只棕色的小茶壶，刚好够两杯，爱尔兰早餐茶，又用了一个白色的茶杯。我向她们解释着，于是她们便听到了诸如要温热茶壶，先放牛奶还是后放牛奶的辩论，金属茶壶还是陶瓷茶壶的争执，这些将纯粹主义者们分成了斯威夫特式的极端派别。

斯威夫特式的？是什么意思？艾斯黛拉问。

乔纳森·斯威夫特。写过《格列佛游记》，记得吗？

她点点头。我们在一两年前曾一起读过《格列佛游记》的儿童版本，那时艾斯黛拉九岁。

他写过“大头派”和“小头派”的故事，我说。讲的是从哪头切煮鸡蛋。 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先别管那个了。我们一会儿说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