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呀！这时中国人民懵懵懂懂，虽然党的旗帜已经开始树立了起来（1921年——作者），还未能引起鲁迅的注意，他还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环境论者早就证明，既然有人起来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条件的创立。《新青年》救了鲁迅的寂寞，而鲁迅潜伏在体内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适的“无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而走向正道。（注：《回忆录》中删去《孔乙己》，增加了《明天》）如山洪的趋向沟壑，有了归趋，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见《呐喊自序》这“看见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作者）（注：括号内作者所注《回忆录》中删去）鲁迅从此面向人生，面向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前进。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注：《回忆录》中为“五月初”）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鲁迅住在城外山邑会馆，因长途劳累，到后觉感冒发热，但发热之次日就到部视事了。首先给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当时教育部的情况。一直继续着无聊赖的工作，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及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写“拳匪”的事实，乃义和团反对洋人的人民热爱其种族的一种表现，对于压迫我们的异族异国起来反对的勇敢行动而一般人称之为“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记录却令人失望，致鲁迅评书中所描写为“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因而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不会被书所误，不会如书所描写的思想，直以义和团与斐澳野人无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