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象、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从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象、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象、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作者）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象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有大帮助。亦即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现在，这工作落到后人身上了。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买一通有关研读德文的字典、辞典、语文等，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时，有时亦勉强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赞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不多久，不能应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甚少，大约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总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的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通过北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也可以说，与时代、环境也不无关系，就是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闷，自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已经响起了反封建的号声，断之而来的反帝的深刻影响，人人找出路，寻问题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是受鲁迅所支持，而鲁迅又受青年如任国桢、韦素园等人思想所推动，互相牵引，以自觉而觉人。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