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注：据勘误表删除《苏联文学之理想同现实》一书）《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社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韦丛芜译的《穷人》，胡斅译的《十二个》，韦素园译的《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曹靖华译的《烟袋》，韦素园译的《黄花集》，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蠢货》，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自力奔走，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这时鲁迅首先担任节约生活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谈经营，为中国文坛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础，现出了成绩。即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无异暗夜之燃点明灯，使众皆欢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注：据勘误表改“1926”为“1928”）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业被摧残的丑剧了。（注：《正误》认为未名社被封的原因乃是怀疑其是共产党的机关；也没有被捕者被押解至南京一事，见58页）

1926年的10月以前，（注：《回忆录》将“10月”改为“8月”）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ッ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作者）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ット》。（即新俄手册——作者）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注：《回忆录》为9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注：《回忆录》中将“人生地疏，课务须备”改为“因为当时厦门还是一个‘荒岛’”）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

（注：《回忆录》最后增加了一小段叙述到上海后购书与读书都方便了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