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谓兄弟

*《回忆录》对前半部分的结构有所调整，在后半部分对手稿中出现的鲁迅对周作人文章的认可予以删去，加入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有关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