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注：以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联想在《回忆录》中均予删去）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