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但只要对青年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不顾一切地埋首做去。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发出宏心，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的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在1929年3月5日的日记里就写着“通夜校奔流稿”似这等情况，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我整天在他身旁，连看一些书报有时也顾不到的时候，学习日文势必也受到影响的，这是客观因素。而存在于我内心的一向未曾提及的，就是鲁迅在闲谈中说出：希望我将来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书籍，租个亭子间住着。不需要求助他人。这话是在未有孩子之前，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个人如何生活的设计。他深知我出来做工作会和旧社会争吵，到处不安分，闯祸的本领是有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极力保卫我向安全方面生活，甚至设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这是他的苦心。（注：手稿中鲁迅教许广平学日文的初衷是望日后学会一技之长以谋生，以免在旧社会闯祸。《回忆录》此处有所拔高：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有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但我从心内（没有说出来）起反感，以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尽力帮助他，因为他做的工作，对人民贡献比我大，我能帮助他，减轻他的日常生活负担，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写作和革命工作上，不是效果更大吗？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才知道，就很忧郁的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下去了。这话很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写在《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英雄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虽然我实际没有给予鲁迅以什么帮助，只是有心无力地直至他逝世还是如此。但是他教日文时的愿望，在他无言的祷祝中要我在家内，看书度日的心愿，在学习日文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厚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我独自一个人生活了，我会高飞远走，奔向革命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自己是安心不下来的。怀着这样的心情，随时牺牲在革命烈火中的心情，就不由自主的涌起了抵触情绪。不好好的学习日文了。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其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藉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从未学完的一课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