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月17日，亦从《鲁迅日记》中记着：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傍晚归。”

归来已傍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了。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各方态度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各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的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说到这里，兴趣也起来了，当时就有人说：何不我们亲手来搞一下？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时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贴，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洛文署名，（注：《回忆录》“洛文”为“乐雯”）就在二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注：手稿中“二月”二字下划线，并右旁白处标一“？”）即市面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这书创纪录地迅速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一“快”字，也代表了革命者的精神，更开辟了众人合作做一件书业的良好先例。这是我们从秋白夫妇的工作作风上得到的。

这回住了不久，二月底就又走了。但敌人追踪甚紧，秋白同志担任的工作又相当重要，为敌所忌。似乎在短短期间，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搬迁，就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秋白同志的许多书都留下了。在我家临行时送杨之华的棉旗袍也丢掉了，但革命精神和意志却是永远也丢不掉的，这就是革命者的顽强性！在鲁迅方面也常常替他们焦急起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自己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着：“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日又“午后往东照里看屋”，这“屋”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内山夫人陪去看，他分出余屋租给中国人，而这人就是秋白同志他们。这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问长问短，查职业，看家底好得多了，鲁迅也为此稍稍放心了，因此满意地租下来。到3月6日的日记里，鲁迅写着；“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是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的。为什么送堇花呢？这堇花又是什么样的呢？连我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堇花大约是日本有的，是3日内山夫人送来，鲁迅以之“借花敬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