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成为有争议地使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恐怖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分水岭，原因是，它标志着弱者反抗强者这个古老的暴力游戏的新规则的诞生。它由充满意识形态的、没有领土的恐怖分子，通过跨国行动改变国际社会现状来实施。在“9·11”之前，恐怖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引起公众对恐怖主义事业的关注和同情。相应的，在以前，恐怖被认为主要是个舞台，而且人们常常认为“恐怖分子需要许多人观看，而不是许多人死亡”。今天，情况不再是这样。恐怖分子开始为新的目标从事新的实践活动，他们寻求的不再是简单的胁迫敌人政策的改变，而是消灭敌人：他们现在需要许多人死亡。

显然，认为国际性的海洋变化已经开始的说话包含了许多真理的成分。一个新的疾病现在威胁着地球的表面吗？如果是的话，它就带来了我们不熟悉的问题。今天，恐怖主义的新时代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

全球性的，从死亡距离的意义上说，边界不再是恐怖主义的屏障。

致命的，因为现在恐怖分子转变了策略，从寻求警告公众的表演性暴力行为，转变为有目的地摧毁作为目标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杀死他们，以尽可能在人们中间慢慢灌输恐惧心理。

由不受国家限制的平民发动，这种方式消除了恐怖主义与国家间经过宣告的战争之间的传统界限。

依赖现代文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破坏，而采用的复杂技术手段被现代文明视为对恐怖分子神圣传统的威胁。

由跨国的非国家组织通过多国的全球恐怖分子构成的阴谋网精心策划，涉及前所未有的通信和协调水平（Sageman 2004）。

由狂热的极端分子出于消灭的目的而实施，旨在实现最大限度的流血，而不是说服；它通过恐怖分子的自杀式手段实施反人类的罪行，这些行动无法通过谈判妥协而得到阻止或预防。

受到对目标的憎恨的推动--恐怖分子希望使袭击目标因为目标自身、目标自己所做的以及所坚持的价值观而遭到损害。

这些变化要求一个解决这个全球问题的新指针。恐怖主义在变，这种变化正在挑战传统的观点，制造压力建构新的形象：

在打击恐怖的战争中没有任何变化，这与我们对敌人的定义差不多。在“9·11”之后的那一天，人们普遍相信，“杰哈德”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中世纪精神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据说，恐怖分子产生于与西方的启蒙思想相隔离的文化。他们因现代的多元主义而迷失了方向，并因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落后而感到低人一等。他们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权的功能失常以及大规模的失业，几乎没有希望过上富裕的生活。

由于低人一等和受到压迫，他们猛烈抨击美国，因为美国是带来危险的现代性的象征。在他们寻求殉难之际，梦想着死后有处女在等待他们。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故事并不符合事实。从奥萨玛·本·拉登到2005年7月袭击伦敦地铁的欧洲人那里，我们已经对“杰哈德”了解了很多。要感谢曾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马克·塞奇曼搜集的数据库。从中，我们了解到75%的反西方的恐怖分子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或上中层阶级家庭。令人惊异的是，有65%的人上过大学，3/4的人有专业性或半专业性的工作，特别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

无论他们是否移居到埃及、沙特阿拉伯、英国还是法国，这些远离了中世纪的人，被逐离了受教育的、流动的和使用多种语言的等级。“杰哈德”在心理上和人口统计学上是现代的，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取得成功的人（在传统社会里，不存在这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顺从于传统，而是曾经反对当地的权威人物，拒绝接受他们父母的资产阶级的努力和温和版的伊斯兰以及舒适的生活。相反，他们一直试图追求某种乌托邦式的事业。换句话说，“杰哈德”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的内部冲突。极端主义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反叛者，是现代社会长期以来的产物。（Brooks 2005，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