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喝葡萄酒。望着他浅蓝而又有些浑浊的眼睛，我警觉起来。我不太相信他会真诚关心中国医改的走向，关心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坐在一起，我想他只是想了解美国和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的未来环境有什么变化而已。

他的来意很直接，想了解我对中国医改的看法。

我想了一想说：“不能说中国医改不成功。中国医改很成功。”

他举起的酒杯，在空中停住了，直盯盯地看着我。

他惊讶地反问：我去过中国卫生部，去过发改委，还与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葛延风先生交换过意见。你这样说法我还是头一回听到。

我说，有三点理由可以支持我的看法。

第一，二十多年来，我国公立医院得到了很大发展，国有资产大大增加，医疗设备更新，哪一所县和县以上公立医院不盖新大楼/新病房的？现在中国医院条件跟美国医院相比一点都不差。好多医院有世界上一流的技术和设备，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而这一切，都是在国家没有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想一想，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许多国有企业改制、转制甚至破产，职工下岗，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却蓬勃发展，这算不算成功？

第二，医务人员的收入大大增加，医疗卫生队伍稳定，形成了“中产阶级”。想想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公立医院的大厦晃晃悠悠，许多医生都往外跑，下海经商，到你们外国医药公司当代理，当医药代表，推销进口药品医疗器械，学医的成了卖药的。现在，不管工资奖金，还是红包回扣处方费等杂色收入都大大增加。特别是城市大医院，医生白大褂下的腰包鼓起来了，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的也不在少数。市场迅速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医生，多数大医院的院长科主任和医生都有小车。总之，稳定了医疗卫生队伍。这该也算是成功的标志吧。

第三，卫生部门也很满意。行政权力扩大，既管医院又办医院，医院院长升任卫生局长、卫生厅长的不在少数，行政部门领导也可以兼任医院院长。有些行政部门处长，升不上去的，可下到医院担任领导，收入就有很大增加。我想这些原因大家都看得明白，卫生部门是有医改成功的底气的。

我停了停说，三方满意，只有一个问题，或者说缺憾只有一个：百姓不太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严重。

美国人听了后无话可说，点点头，表示认可。

那天晚上，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经济金融方面的问题。如汇率。当时美国政府高官正轮番到中国，向中国施压，要求提高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我说，要求提高汇率也对。从购买力上看，人民币可能被低估了，在美国超市里一瓶可乐要2美元，在中国只要2元人民币。在美国上厕所要0.5美元。可在美国超市里，中国进口的没有头的对虾只有7美元，就与中国的价格差不多了。

他问你怎么都知道啊？

我说，美国欧洲我都去过多次。人民币升值，对我们进口原材料有好处，你们美国人就享受不到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了，家庭支出就会增大。

记得我当时还说到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房地产的泡沫——但并没有说到金融危机。

而这个美国人则固执地认为，外商投资的制造业会大量从珠三角长三角向印度、东南亚转移，比如越南。

我笑着说，从总体上看，是转移不出去的。并举了种种原因，其中一条是经济环境和气候地理的因素。热带地区不适宜许多门类的制造业在那里办厂建企业。在接近赤道的国家地区，除了城市和服务业，其他行业都是相对不发达的。比如制药行业的抗生素，要发酵，在热带地区就不行，气候太寒冷也增大成本。在他说到越南劳动力便宜时，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越南人与你们美国人一样，要求不断提高工资。在越南办厂开始条件很优惠，但此后常常罢工不断，大概是半年一次，一次要求提高工资30%，政府也不管，几次下来，劳动力成本就高得和中国差不多了。他问，你哪里知道的？我说有好几个浙江老乡在越南办厂，现在都撤回来了，国际大公司现在还有几家在越南办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