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北京一些大医院，像北大医院的门诊楼边，都堆着塑料饭盒、塑料桶卖，琳琅满目，这些都是药品的包装，价格极便宜。一些医院的临街房屋也开始出租，改为店铺创收。其实，这种经营方式在国外公立医院中很常见。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见到花店食品店玩具店服装店，只是与医疗服务区域分开，哪怕在同一个大厅里，划一道蓝线或红线。国外公立医院院长多为职业经理人而不是医生，“经营”方法多，筹资有方，承接教学或科研项目，决不会用医疗服务来牟取暴利。

而在此期间，医疗卫生体制变化虽然不大，但医药产业的改革却风起云涌，先后经历了企业承包、租赁、产权多元化、取消医药商业四级批发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引入竞争机制等阶段。医药产业与国企、金融、税收、商业等体系改革几乎同步，差不多领先了医疗卫生院体制改革一个时代。

中国第二波医改启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轰轰烈烈，企业转制、破产、兼并、重组全面展开，科研大院大所的改革转制也已经开始。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大背景下，1997年初，中央以中发〔1997〕3号文件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6号文），规定了统一的缴费比例和管理办法。

1998年，国务院成立医改领导小组，由八个部委组成。

但平心而论，这一文件主要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其着眼点是稳定剧变中的职工队伍。这轮医改最大的成效是，在很大范围内将公费医疗制度转为医疗保险制度，由政府全包转向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结合，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过，即使只隔了十数年，改革的历史也不应忘记。

有这些重要的文件证明，怎么能说医改还没有真正起步呢？然而，我们毕竟会遗憾地发现，改革的反复甚至迂回，与缺少长远的策略方针和顶层总体的设计有关，医改也只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缺少创新和医保等等相关的配套，对公立医院运行的体制与机制触动甚少。

那么多话堵噎在心上，还是倾倒出来为好。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目前启动的新一轮医改的指导思想，在中央1997年的卫生体制与发展的决定中，都已经提了出来，比如坚持公益性，比如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等等。卫生体制改革的巨变曾如此地临近，一步迈过去，便是新的天地。

“政府失责，市场失灵”，现在说起来轻松，当年这些官员专家们都在哪里？在改革上又做了多少？

虽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像江河季节的前行，医改仍需继续推进。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当年称为14条，这其中有许多成为今天医改的方向。接着，又相继制定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关于城镇医疗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虽然这些文件将城镇、农村、职工等医疗制度分别制定出来，但始终没有解决“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等医疗卫生的体制问题。由于对改革的“指导思想”“实施意见”进行了有取舍的落实和推进，就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争议颇大的结果。如2000年医改提出医药分开、收支两条线等，试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原本希望在药品采购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提高透明度等。可不知为什么，坚冰并未打破，医药也未分开。唯独药品政府招标采购一项，花开得耀眼，果结得灿烂，但利弊得失却因此变得很难评说。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纷纷成立了新机构，即药品招标办，后来一再被诟病的“政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全面推广实施。各省卫生行政部门药品招标采购大多为正处级，还有庞大的专家参与，各地市县也大多成立了药品招标办，作为事业单位。如同公路上的收费站，上万人主要依靠药品招投标收费，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这在以后章节还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