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困难岁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会闪出奇异的亮色。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际卫生组织的阿拉木图会议上，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制度获得了极高评价，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卫生问题的榜样与途径。

农村卫生服务业的形态，总是与一二产业发展的业态息息相关的。此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村办集体经济瓦解，民营经济兴起，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令人扼腕的是“新生事物”迅速消亡，“赤脚医生”成了令年青一代感到陌生的历史名词。

研究卫生服务体系，需要分析社会活动形态和经济组织性。卫生服务的对象是人。解放后，中国城市的居民都是有组织、“有单位”的，是单位的人，人被组织到单位中，于是以集体的面貌出现了。这似乎与现今流行的“以人为本”理念并不相关。

不管是大中型国有企企，还是街道里弄的小厂，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科与研院所，只要一定规模，往往都办有职工食堂、托儿所、俱乐部、医院医务所或医务室。这就是所谓企事业单位办社会。部门也有大医院，如铁路医院、邮电医院、建工医院、轻工医院、电子医院、林业医院、农垦医院，林林总总。那大都是地市级以上大企业大单位，才能办医院办学校。

医务所医务室就太多了，几乎百人以上的单位都有。有的单位太小，如商店和街道小厂，职工看病就挂在附近其他单位的医务室。于是，人有单位，无论出门买票住宿，都要单位开介绍信。看病也有单位的医务所医务室兜着。大抵这种医务所或医务室，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医疗卫生体制中的社区诊所或私人医生。职工的医药费用由单位负责。厂医、校医，医务所的医生认为给一点药还不行，确需到大医院去治疗，由他们开转诊证明，到指定医院去就诊。

当然，并非人人都有单位。城里还有“吃闲饭”的人。即使老人小孩，只要家里有正式职工，仍可享受一定的医疗待遇。比如，国有或集体企业职工的直系亲属，仍可按一定比例在单位里报销医药费，困难职工还有补助。计划经济网络的发展和完善，使医疗卫生服务也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城镇中的老老少少，大体上是可以“一网打尽”的。

11 回望之二，财政投入公立医院机制的变化

一条水量不大的渠道，对日益广阔的田地，肯定是无法满足的。如果普遍浇水，则庄稼明显长势不佳。如集中在某些地块上，则一部分特别茂盛，绿油油的，而另一部分则可能抛荒，颗粒无收。

这使我想起在英国考察医疗卫生体制时了解到的情况。据说“二战”后，英国政府着手建立全民医疗卫生体系时，涉及到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对于要不要把它们收归国有的问题，政府考虑再三，还是保留了诊所的私立性质，只是通过规范和选择，并纳入到全民医疗体系之中。从现在看，实际上保留了医疗投入的社会化和渠道多样化，减少了政府举办基层医疗机构的支出。

而中国在解放后，不管是大医院小医院，还是散布城镇乡村的私人诊所，不管是公立还是民营的医疗卫生资源，统一进行了“大田平整”，扫荡各个“阴暗角落”。个体诊所组成“联合诊所”，集体所有制医院在“一大二公”原则指导下“收编”为公立医院。社会主义卫生阵地不断扩大。

于是，国家财政的卫生投入似乎总难满足，这无疑与公立医院占卫生资源总量的80%以上有关。

其实，今天医改方案中的一些名词，耳熟能详。一些做法，在过去几十年中，均多次轮番实行过，连名字都没有改。如收支两条线、差额补助、定项补助、全额补助等等。

中国政府的财政体制非常复杂。在美国能当财长的，未必能在中国当好财长。中国缺的，大约是格林斯潘之类国际上的金融人才。

公共卫生，比如防疫、传染病和艾滋病等防治等，自然政府要负责。此外，政府对医疗机构，主要是公立医疗机构，也需要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