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教师春节结婚，买了件新羽绒服。前两天去宿舍看望学生，钻这个洞口时，让铁栅给挂破了，撕了个口子。师专毕业的女老师一个月只拿五六百元钱，远不如在南方打工的收入高。在询问女老师时，她抺着泪说，不后悔，为了娃娃们读书。

我也弯腰从这个洞钻进，去看了学生们集体宿舍，二十多个孩子一个房间，特别心酸。

13 城镇和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解体和崩溃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破产、兼并。减人增效，工人下岗。企事业单位不再“办社会”。部门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学校转制，也不再办医院。单位里的医务所医务室纷纷取消。企业的负担轻了。中国城镇原有的基层卫生体系也全面崩溃了。

那是改革的阵痛时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改革如火如荼。风云激荡、社会动荡，群体性事件不断。

几百万、上千万下岗工人在家待业，需要再就业，各地都建起了再就业中心。各地政府门前，交通要道、企业门口，常常被下岗失业、领不到生活费的职工静坐围堵。

变化翻天覆地，重塑中国经济体的创痛至深至巨。工厂不可能再有泡病假的职工，有病的先回家，单位劳保制度几年之内退出了历史。不管是再就业还是无法就业的工人，都对现实和今后的看病治病问题相当的关心。但是，吃饭和生存成了下岗职工，特别是四五十岁的职工的首要问题，哪还顾得上看病呢？

城镇职工进医保，有病上医院。单位缴不起职工医保费用的，全部由职工自己负担。特别是一些困难企业、破产企业，离退休工人口袋里装着几年都报销不了的医药费。

城市居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开始显现。

中国农村经历了激烈的变革，土地承包到户。90年代中期，乡镇和村办集体企业多数也拍卖、承包了，民营经济兴起，原有的集体经济格局根本改变了。于是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纷纷解体。

发展迅速的“三资”企业，自然不会再设立卫生所医务室等。

没有了基层医疗机构作为疾病治疗的第一道防线，门诊的病人全挤到了医院。特别是城市中的大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承受到空前的压力。人有病，天知否？

于是，挂号排起了长队。诊室的门口长椅上坐满等待就诊的患者。药房窗口也人头攒动。在医院的病房里、走廊上都增设了一张张临时病床。

门诊不够，病房床位不够，诊疗的设备不够。当然这些都需要资金，需要投入。这有银行可以贷款。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里，幸亏有不断涌来的病人可以收费还贷。

中国的城市医院从此进入了大建设、大扩张、大贷款时期。

中国的医院也从此进入了大处方、高收费、大发展时期。

1996年冬天，年关将近。

那时，我还在新华社作记者，在潘晓明大夫的陪同下，曾骑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来到北京肿瘤医院。我采访了著名的肿瘤专家孙燕教授。他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参加过解放军，还被错划为右派，改革开放后到国外大学作研究，最后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的身上，几乎浓缩了一个时代医学发展的全部历史。他在黑板上又画又写，像给学生上课一样，给我讲述肿瘤问题。他说，肿瘤不是一种病，而是一大类病。治疗的方法和路径是不同的，需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

几天下来，接触了很多病人，我满怀感动。

有参加首次核爆炸的将军、交通民警、化工厂的职工、还有油田的地质师……大致了解了高发癌症的职业、行业，或者地区。当然，也有说不清理由的，比如遗传问题。有一篇有名的报告文学《癌症不等于死亡》。在生命危难的时刻，病人把毕生的积蓄，把亲友的援助，大部分“送给了”医院。

在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里，住满了前来就医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