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很少来到这些地下室旅馆的。

对于一般服务业来说，往往都会把顾客当作“上帝”。不敢轻言卫生服务，对于中国的患者来说，医院、医生是救命的上帝。因为和潘大夫在一起，他们把我也当成了医生，围着我不停地诉说。“还有可能好转的”，潘医生用这句话安慰他们。

一位工程师说，他们工厂改制了，好几年不给报销药费了。检查出病后，工厂一次性借了1万元，早就用完了，他也只能住地下室。前几天，经病友介绍，到颐和园后面一个部队医院，那里有个诊室，也是治疗肿瘤的。有个医生还卖治肿瘤的石头，说是从青海找来的，有一百、五百的。我买了两次。他从抽屉里取出给我们看，一块乌黑光滑，一块青白发亮。他说一块340元，小一点的170元。我问有效吗？他说疼痛时在腰上扫按一按，似乎减轻了一些。我默然无语。因为生的强烈欲望，在这个世界里，什么样的偏方奇事都有啊。

一位山东某化纤厂女工，25岁，癌症晚期，父母与男友一直陪着她，从烟台、济南再到北京，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个月，花了三万多元钱。春节，他们已无钱回家，准备在北京过了。还有好多病人也准备在北京过节。潘大夫一边开方一边说，春节我也不回家，再来看你们。

就在这个女工一家住的半地下房间，我看到了窗台上放着一盆小花。仰望窗外，是一小块被地面铁栅密密分割的阴沉沉的天。每天匆匆在路上走过的行人，是不会注意到地下室的小窗里，还有一株盼着阳光的小花的。因为了解得太多，话题也太沉重。复杂的不仅仅是病情，还有医疗体制机制。

寒风呼啸，他们渴望即将离别的世界，能给他们以温暖，不再伤害脆弱而敏感的心。我写了几次，不得不放下笔，原先准备写作的调查报告，终于没有完成。

14 父亲的离去

一天，在和中国最大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九洲通的刘总讨论医改问题时，他说到了医院对父亲的误诊。他原是医生，毕业于医科大学。他说这是促使他改行、从事药品流通、要给老百姓提供买得起的合格药品的原因之一。我们谈了差不多一天。

走出会所，车辆如流。沿着京西引水渠走着，西山隐隐，虽是天际间一抹黛色，几年的岁月似乎一眼望透。我想到了离开人世几年的父亲，想起他住院时，被误诊和过度用药的一些情景，不禁怆然欲泪。

2002年9月3日早晨，父亲是拎着小包自己离家上车去医院的，没有想到，再也没有踏回家门。

父亲在妹妹的陪同下，到这家三甲医院检查。医院是新建的，进门大厅里就有大型超市一样的自动滚梯。因为离城远，费用高，病人少，有时就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要求全市各区县行政和事业单位安排去那里体验。家里动员父亲去检查身体，在此以前，他对自己疾病并没有什么感觉，每天还能提着篮子，或骑自行车上街买菜。

我是父亲进手术室前一天晚上才赶到家乡的。

检查后，医院接着动员在那里手术，称有种种好处，如到外地就医，检查还要重做一遍。父亲躺在床上，已经很虚弱，但精神尚好。已经九天没有吃饭，靠挂针维持，医生说这样检查与手术就可以连着做。问他想什么，他说饿，很想吃饭。

从病房出来后，医生就让我签字同意手术。手术时各种可能的意外全一一列出，责任全部自负，不签字就不能动手术。现在想起，这倒很像一个阴谋。如果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怎么办？

此前，姐姐还提议让父亲到广州检查或手术。医生解释说，这种手术比较简单，也很“成熟”，做过很多例，列上这些可能的意外，也只是惯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多看，出于信任没多想就签上了。

次日一早，躺着的父亲推进了手术室。我们都坐在外面的条椅上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父亲一推出来，我们都围了上去，他脸色苍白。医生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肿瘤是良性的，切片检查也为阴性，属于早期，无须放疗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