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单单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医生，比如，农民工的人格、收入等等，同样也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尊重农民工人格、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往往首先是包工头和业主。

现在，一些人把卫生部长称为中国“总医院”的院长。在“收入上”尊重医生，从常理推断，应该是指医院的管理层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显然，陈部长是另有所指。

社会学者的调查证实，现在，“患者们不仅要‘支持’医院的运行和发展，还要直接为医生们的钱包作贡献”（包胜勇《药费为什么这么高——当前我国城市药品流通的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这还“尊重”得不够么？如果不是指广大患者及其家庭，那又是谁呢？

李教授算过没有，收入受到尊重的“医生”，靠国家财政，而不是用医疗服务去获得报酬的话，每年需要国家财政多少？纳税人多少钱才能养得起、养得好？

另一个问题是，真有本事医术高服务好的医生，还要人去养吗？“养”字对他们，实在是人格上最大的不尊重。

李玲教授可能没有计算过，国家财政需要多少投入。我粗略作过一个估计，按人均总费用总额10万元计，如果除去办公、差旅费等等费用，再扣除养老金、失业保证金、医保以及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每月能领到的工资约不会超过4000元，这对全国医务人员的平均工资来说并不很高。按这样的低水平，400多万公立医院医院的医务和技术人员计财政投入约4000多亿元。再加上医院开办运营的日常费用，设备购置、基建和房屋维修、水电费，以及数百万离退休人员，没有三四千亿恐怕也难。这样算起来，政府财政“养医”每年需8000亿元，平均摊到每个纳税人（包括孩子）要掏600多元钱，唯此，公立医院大致可以回归“公益性”了。当然，药费、住院费、检查费还要自付，只是使医院医生保持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不再从中谋利罢了。

国家财政有这个能力？还有，这值得么？

写了这么几行后，心情并不舒畅。

我知道，可能会冒犯好多人，包括一些我所敬仰的大夫，这些文字也使他们不快。生存会使人变得迟钝麻木，黑暗和无奈又会使闪烁的思想火花一次次熄灭。环境在逼人就范的时候，你就无法揭露它。

和中国的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医疗卫生的改革是一种体制和制度性的改革。原有体制性的种种力量，无论如何都会影响专家学者的心智。制度思考的独立性和个体自主性，需要我们换位，考虑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改革切实得到维护。这种选择需要正义，考验一个人的胆识和勇气。

没有标准答案，对同一个命题人们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但如用身份掩饰什么，成为特定“潜在群体”的代言，而群体又需要维持原来强势的利益边界，对这样的学者专家，我们就很难进行知识、学术或者道德层面上的比较和判断。

一天晚上，打开电视机，“美女教授”李玲在深圳卫视做医改的专题节目。她接受采访时话语急促，几乎是一气呵成，说感冒从不花一分钱喝开水，到CT、核磁共振都在合理治疗范围内。

“嗡”的一响，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揉揉眼睛，她仍在银屏上不绝滔滔，听得真真切。

我想，是不是教授一时兴起，控制不住，说漏了嘴？当晚，上网查了查，类似或相同的话，她在不同的地方说过多次，后来在香港凤凰卫视做名家讲谈节目时，又重复了类似的话。

分辨真理或歪理，其实不需要高深的学问，也无需有无博士之类的文凭，或教授的头衔职称，而凭的是良心或良知。无需饶舌——只要查查卫生部有用药手册和治疗规范，还有单病种付费的结算方法，就已经足够。

李玲这个歪理的基础是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病人完全不懂得自己的病，可以任凭医生乱用药、滥检查。如果对大病、重病、疑难杂症，也许有这个问题。对于一些感冒之类的小病，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病，你不能把百姓当成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