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一个个影子在晃动着，仿佛与我进行一个纯学术的讨论。如果说征税意味着涨价，但免税和政府财政增加投入，为什么并没有医疗使费用下降价呢？

国家确实不差这点税收。

剑锋所指，意在改革。全国2009年医疗卫生的总费用是1万多亿，况且，这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公共卫生的支出，不能收税。有人估算，全医院盈利不会超过600亿，按10%征收所得税，即为60亿元，而同期政府的卫生财政拨款为1970亿元，抵不上一个零头。当然，这只是假设，收不收税，设立什么税种，是全部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调节税还是别的税种，都要经过充分研究论证。

我曾与一位地区级医院的科主任、主治医师相当坦率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他在医院工作了19年，深谙种种弊端，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切中了公立医院管理上的要害，即财务制度问题，这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所必须要过的关隘。如果公立医院的改革不取得切实的明显的成效，这一轮医改必将失败。

医院财务上管理混乱超出了人们想象。乱收费现象严重，一些收入账面上怎么处理，都是领导说了算。

如果在网上输入“医院院长”、“贪腐”这几个字，就会看到无数个因贪腐而获罪的医院院长。

如今医院的院长也是个高危职业。这些医院院长中，不少原是医术精湛的医生。有的在收受贿赂的同时，还在积极抢救病人，这真让人唏嘘不已。

医术的高明，并不能挽救他们的堕落。有人说，如果真要认真追查，恐怕在监狱里关押的，不少会是中国的顶级医生。

不仅医院有盈利非盈利的区别。另外，同一所医院，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盈利和非盈利，也只有具体到服务项目上，才能区别开来。这些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政策进行调节。

在与一些业内人士座谈中，有人尖锐地提出，要改变医院财务混乱、各科室私设小金库的情况，工商、税务、物价部门必须进医院，开征医院的税收。建立规范的接受监督的财务制度，是建立科学的医院管理制度的核心。

对从事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医院，可实行税收全额返还政策。对从事部分公益性医疗服务，也可实行相应的免税和返还税收的方法。

即使是真知灼见也需要验证。

我认为，这倒是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政府就是改革的目标，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原本也是来自税收，而没有听说抗绝税务部门进入，却奢谈什么收支两条线的。不接受财务税务的检查，人家怎么知道你真实的收支情况？

32 老照片简短回放：60年前的协和、华西医院

如同一株大树，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我们不妨从它生长出的根部开始寻找。

现在几乎清一色的公立医院，也并非独木成林。

中国的大医院、好医院，一部分是解放区、根据地的医科教学及医院进城发展起来的，如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而多数则是解放后新建的，其中有大量地市县级“人民医院”，虽然有一些县级医院也有“来历”，甚至有过短暂的民营、公私合营，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很快转为公立医院。还有一部分，如协和医院、华西医院、湘雅医院等，都是解放前后政府接管的外国教会、基金会或大学的教学医院。应该说，这些医院的前身，也都是由社会组织举办的民营医院。

四川成都著名的华西医院，源于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基督教会1892年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1914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立医科，将其作为教学医院——协和，就是若干教会组织合作。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内迁成都，与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办学、办医；是时，华西坝大师云集，名医汇萃。1938年7月1日，组建“华大、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1946年，华西协和大学新医院在现址建成。学校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由毕启向教会和社会各界募集的。毕启并非医学专业出身，是位美国传教士，曾获文学学士、神学博士学位，1905年参与筹建大学，1913年当选首任校长，1931年改任校务长，主持校政30多年，一口气干到了七十多岁，白发苍苍才返回美国故乡。临别时，校方才送给老校长一个医学荣誉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