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笔者想，这位农民工就是《新编》作者所要求的"损己为公"的"道德模范"。他在个人利益与体现北京市的公共安全的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就自觉"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想想看，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大城市有多少这样的"可歌可泣"的"道德模范"啊！

3 孙志刚事件是对"损己利公"道德原则不合理性的证明

然而，与《新编》作者的道德理想相反，世间也有不和谐的音符。2003年3月17日晚上11时，一位刚到广州就业的农民出身的大学生孙志刚，因外出上网未带三证被派出所警察当作无证农民工抓捕，待同事送来证件时，已送收容所关押。及至同事赶到收容所，孙志刚已经被殴打得奄奄一息。后被送进医院救治无效，于20日身亡。事后得知，孙志刚因上过大学而懂得维权，在收容所据理力争，结果惹来杀身之祸。 此事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要求废除这一不合理的违宪的收容制度，最终导致非法收容制度的废除。孙志刚用他年轻的生命改写了中国收容制度的历史，使更多的农民工免于被无端迫害的命运。他为中国的人权进步做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他也因此成为感动中国的道德楷模，为全国人民所敬仰。

"孙志刚事件"是对《新编》一书提出的"损己利公"道德理想的有力的"证伪"。

4 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公共政策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更一般的说，任何由政府制定的自以为体现集体利益的公共政策或法律，都有对与错、良与劣之分。在不区分对与错、良与劣的前提下，就要求民众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无条件地"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也是轻率的、失之偏颇的判断。比如，在那个荒谬年代里，我国决策者曾提出的"十五年超英压美赶苏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多生产多，人多是好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统购统销"、"一平二调"、"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办钢铁"、"大办粮食--放卫星"、"吃大锅饭"等公共政策，其主观意愿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但是，事后的经验教训证明，这些公共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导致上千万农民被饿死的惨剧；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其特点是只强调集体利益为重，贬低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与人斗其乐无穷"），忽视社会和谐；只重视公共权利，否定个体人权；只强调公心，否定个人良心；只宣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否定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其结果是导致人们之间恶斗不止，尔虞我诈，彼此为敌，破坏了中华民族"和为贵"、"民为本"的道德传统。其恶劣影响至今难以消除。难道对这种以人民的利益为敌、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公共政策和扭曲的价值观，也要人民用"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的原则加以维护吗？这应当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容易回答的问题。

到此可以证明，《新编》一书提倡的"损己利公"的道德原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至于该书所说"一批科学家隐名埋姓，远离亲人，远离大城市，到荒凉的戈壁滩去工作"的精神，只是国家公共工程执行者的一种职业责任精神，与该书所主张的作为国家公共政策接受者的民众应当厉行"损己利公"的道德原则毫不相干。把二者混为一谈只能表示作者的思维混乱。

5 市场经济的公共政策是宏观间接调控

在此还应当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即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其主要表现就是市场垄断，外部负效应，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周期波动，存在失业与贫困人口等。对于这种市场失灵现象应当采用相应的法律和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有效管理。对于市场垄断和外部负效应，应当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来管理（在金融风暴发生前，金融寡头通过衍生金融工具操纵市场价格，牟取巨额利润，实为典型的市场垄断行为，应当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对于分配不公应当采取累进所得税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加以调节。对于失业和贫困人口存在的现象，则应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救助。至于经济周期波动，按照国际惯例，应当采取宏观间接调控政策进行经常性地调控，关键在于运用金融与财政政策来影响人们的利益选择以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