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法国文化

我们在欧洲政治制度的外层轨道周游一番之后，现在来到璀璨明亮、气势磅礴的中心，太阳王本人的领地--法国。为了对付法国，欧洲各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因为法国的实力威胁到许多国家的利益：西班牙属地的前途、荷兰的独立、英国议会革命的维护。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于法国人民的数量与素质。17世纪是法国饱受饥荒、瘟疫和农民起义折磨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人口停滞不前，甚至还有所下降。1700年，法国有1900万居民，仍然是英国的三倍多，是西班牙的两倍。法国土地肥沃，在农业时代，这使它成为一个富饶之国。然而，财产分配非常不均匀。

法国大得足以包容许多矛盾。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民穷困潦倒，然而，却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安逸舒适，甚至穷奢极欲。既有谨小慎微的乡村贵族，也有见多识广的显贵。中产阶级包括数量众多的律师、官员和官僚。法国的商业活动不如荷兰或英国，然而就绝对数字而言，法国的商人比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新教徒是个每况愈下的少数派，然而在17世纪中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仍然比荷兰加尔文教徒多。法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但在这一世纪中，法国人已经开始在印度和马达加斯加发展贸易，建立加拿大殖民定居点，深入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在西印度群岛建立大农场，扩大他们与地中海东部诸国之间的悠久商业往来，扩充商业船队，并一度拥有欧洲首屈一指的海军。

法国之称雄，不仅是说它的力量雄厚，还指它的民族是大多数欧洲人公认居于17世纪文明前列的。他们发扬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多才。他们产生了以尼古拉斯·普桑和克洛德·洛兰为代表的一派画家，他们的建筑为欧洲各地竞相仿效，他们在军事防御工程和一般工程方面都胜过别人。他们的文学虽然常常出自资产阶级作家的手笔，却大多是为贵族和宫廷显贵的读者构思的，因此，一改往昔笨拙粗野的文风，而以情趣优雅、观察细腻自诩。高乃依和拉辛写出一部部悲剧，风格简朴，剖析了人生的各种人际冲突和社会关系。莫里哀创作的喜剧，讽刺屡出差错的医生、资产阶级暴发户和浮华的贵族，把“侯爵”一词几乎变成了法语中的笑话。拉封丹把他的动物寓言献给世界。拉罗斯福哥奉献给世界的是他的格言警句，情趣横溢，辛辣犀利，阐发了一个伟大贵族对人性的公正评价。法国产生了笛卡儿这样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思想家；还有帕斯卡，既是科学家，也是基督教的渊博发言人；还有贝尔，他是怀疑论之父。17世纪席卷欧洲世界的，不仅仅是路易十四的军队，还有法国的思想和法语。

路易十四明白，法国在欧洲称雄所需要的远不止庞大的军队；即使这个国家业已是最富有或最有实力的主权国家，还需要欣欣向荣的文化生活，才会大大提高其国际声誉。因此，他对他所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尤其是为他的凡尔赛新王宫生产作品的御用文人，给予慷慨大方的资助。他还把艺术和科学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各个皇家学院。在这些研学院里，各种理论专家讲授艺术、文学、音乐、舞蹈和研究科学知识的正确要领。学院里受到垂青的或官方钦定的美学理论被称为古典主义，它强调有序、和谐和古代艺术成就。年青艺术家仿效波斯恩等画家的榜样，学习以和谐匀称和近乎完美的几何精度，来描绘取材于古罗马历史或罗马神话的画面。当时的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尼古拉斯·布瓦洛，敦促作家去模仿古代作家的诗作，因为他们彰显出，文学是如何表达人类知识这些不受时间影响的题材，而不是表达日常生活的鸡毛琐事。因此，法国艺术家和作家的古典主义，与太阳王对秩序、和谐和等级的欣赏，是一拍即合的。

然而，法国的艺术活动和智能活动，无论国王或是他的官方学院都无法全部控制。有些文学评论家（不久称为“现代派”）开始争辩说，现代文学和现代知识其实已超过古代的成就；布瓦洛的学院作家（不久称为“古代派”）太过屈从古代权威，已到僵化程度。在此期间，其他智能生活中心出现在皇家研究院之外，在巴黎的新沙龙里。沙龙在17世纪下半叶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巴黎贵族、有钱的专业人士、有创造天赋的作家或艺术家的非官方聚会场所。爱邀请这些人到家里作客的上层妇女，出面把他们组织起来，讨论哲学，讨论文学和艺术--这些通通都可以争辩，没有学院那样的死板拘谨和一本正经。沙龙招来政府和学院一些人士的批评甚至挖苦，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沙龙是由精力充沛的妇女创建的，二是因为沙龙竟在国家官方文化机构外红红火火。但是，巴黎沙龙一如皇家学院，成了法国文化生活中一种持久的、很有特色的机构。这些沙龙也欢迎著名的外国来访人士参加，从而为法国思想和法国社会风俗传遍欧洲各地作出贡献。巴黎式沙龙最终也连同法国的时尚、法国的生活方式和法语一起，在欧洲的其他城市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