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甘地和阿赫梅达巴日益浓厚的兴趣，似乎将我自然地带到了甘地生命中的一个“过渡期”，此时，南非的甘地已成为历史并为他赢得了圣雄之称，而甘地吉 全印度圣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在向安伯拉尔、安娜舒耶和商克拉尔道别时，我意识到，为了弄清楚这里是否还有故事，我必须重返此地，唯一的目的就是和他们以及与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同的人进行交谈。商克拉尔表示非常同意，他让我在离开阿赫梅达巴的前一天，把这个想法在纺织协会每日例行的祈祷会上告诉大家。在我向大家谈及1918年时，我感到我有故事要讲。

离开印度之前，我快速地查阅了一下旧报纸和旧文件。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伦敦时报》只是讽刺性地提了几句：

消极抵抗是甘地先生的迷梦，他把它运用到一切问题上。近来，他企图通过绝食胁迫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把工人的工资提高37％，并发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起纠纷最后以小孩玩家家的妥协方式解决了。甘地先生的诚意是公认的，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某些人却想为难政府。The London Times，April 8, 1918

即使这样，它的内容也比印度报纸所说的要多。《孟买纪事》 孟买邦（那时包括古吉拉特和阿赫梅达巴）的唯一一家英文报纸 只是奇怪为什么M K 甘地先生会在一件地方小事上大动干戈，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The Bombay Chronicle，February 28, 1918 。这种态度可以被归为“前史”观点，在甘地进入印度和世界历史之后，容易发生事后的修改。但是，当时有的报道（并未预料人们会去研究它）也透露出全然不能被历史化的弦外之音。对于安伯拉尔为首的那一帮工厂主联合，来自阿赫梅达巴的同一位记者发给《记事》的报道说：

当它的工作结束、插手的任务也完成之时，也就散伙了，没有人会关心它是什么东西，关心它是怎么出现的。Ibid

在寻找其他文献时，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不久我发现，我所需要的鲜活证据，好像不是被火烧掉了就是被水冲走了，不是让孤独的蠹虫嚼了就是给繁忙的蚂蚁搬了，不是碰上了纵火犯就是遇到了渎职官，很难找到。阿赫梅达巴的英国行政长官曾下令毁掉新生活杂志财产托管会（Navajivan Trust）(甘地文献的继承者)的所有记录，而他自己的记录也于1946 1947年毁于大火。

我走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爬上一段斜坡，就来到由勒?科布西耶（Le Corbusier）建成的那座城堡，城堡用了大量的混凝土，具有现代印度后莫卧儿的宏伟风格，我发现大厅非常气派，既清凉又通风，但是办公室没有人。只看见和听见一些清洁工在闲聊。最后，在一扇打开的门里，我瞥见了相貌端正的老教授阿卡亚，他以前是梵文教师，现在是工厂主协会的新任秘书，像一尊古罗马参议员的雕像一样坐在写字台边。1918年？没有，没必要看了。这里没有一张“碎纸”是20年代中期以前的，即使是20年代以后的材料，在从阿赫梅达巴城中心搬到这栋靠河的大楼时，也丢失了大部分。

在孟买，继承了大量古吉拉特邦档案的马哈拉斯特拉邦立图书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查阅请求。但是，德里的印度国家图书馆（它没有像马哈拉斯特拉当局那样，打算把那些材料用于他们的一个主要出版物）毫不迟疑地让我查看了一些在孟买禁止翻阅的资料。最后，我发现在内政部档案的索引中注有：“1918年，B部分，关于阿赫梅达巴工厂主和雇员的纠纷。”但是后面括号中写着“已毁”。

猜想那位行政长官或其他人一定会向伦敦的本部汇报此事，于是我便向伦敦的旧印度事务处图书馆查询，被告知1918年的档案要到1969年才解禁。我接到的通知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