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向城市低头

随着城市越来越强大，市民们开始慢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领主们可以从自己的庄园里生产他和他家人吃、喝、穿的每一样东西。他房屋的砖块是在附近河流的岸边制造的，大厅柱子的木头是从附近森林里砍伐的，少数必须从国外弄来的物品也可以用蜂蜜、鸡蛋、柴薪交换。可是他们缺钱。

这个问题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很让骑士们挠头。如果一个公爵要去耶路撒冷打仗，他必须长途跋涉数千英里，不太可能随身带着上千个鸡蛋、一推车火腿，威尼斯船商和客栈老板们也一定会要求他们用现金支付旅费和住宿费。可是公爵一时之间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金子呢？他很可能会向城市里的富商们借。市民们大大方方地送给公爵100块金币，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允许市民们建立起自己的议会。公爵答应了，还给市民们发放了一个许可状。

当公爵从战场上回来后，感到市民们的自由放任有损自己的尊严，就毫无信义地派兵进城把许可状又抢了回来。市民们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什么也没说。可是下次公爵女儿出嫁，再想借钱连门儿都没有。公爵只好低声下气地道歉，不但把许可状送回来，还同意市民们组织自己的武装民兵。

就这样，城市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摆脱了封建贵族们的束缚。很多城市最后干脆筹集一大笔钱向自己的领主赎买自治权。有时候，国王和领主为了争取城市的支持，还主动颁发特许状赋予城市自治权。市民们可以选举产生自己的市议会，有权制定政策、法令和铸造货币，有自己的武装和法庭，有权宣战、媾和。城市还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市长和法官等管理人员，行使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

有的领主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城市的盘剥搜刮，这时候市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亲手把权力要回来。本文开头的琅城起义就是这样。市民们两年前就筹集了一大笔钱，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公社。戈德里主教收了钱，也宣誓维护公社的一切权利。可是把钱花完之后，这个老家伙又后悔了，想要取消公社，把城市的权利缩小到从前的范围。琅城市民们在平时的商品贸易中习惯了公平交易，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极端痛恨，便发动了起义。

封建时代的世外桃源

到中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西欧城市都不同程度摆脱了封建束缚。就这样，欧洲人从农奴变成了市民，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在城市里，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乃至从农村逃来的农奴，他们尽管在财产方面存在差别甚至是鲜明的贫富对比，然而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都拥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可以自由结婚，随意迁徙，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不用依附任何人。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就这样深入人心了。

取得了自治权的市民们非常珍惜这个成果，他们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曾试用过各式各样可以让公众参与的方案来管理自己的城市：单一元首和多数元首制，直接和间接选举制，有限选择权和普选权制，等级代表制、比例代表制，长任期和短任期制、轮流任期制。一种方式不行，再试另外一种。一切能想到的政治体制他们几乎都发明了。这些城市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的试验田。当中世纪结束时，欧洲的民主时代也就瓜熟蒂落。

领主们颁发的特许状因为规定了城市的基本权力，就仿佛现代的“宪法”，被奉之为宝，放置于市政厅的档案柜内，外加三锁，有时甚至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墙壁上。这是市民们自己争取来的权力，所以倍加珍惜，视之为无上的权威。近代的宪政精神由此萌发。在此基础上，他们为保护和促进商业和工业，维持城市政治秩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初步具备了现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带动了欧洲法律体系、法律原则和法律观念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