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邓小平

１９５５年新中国第一次评定军衔时，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在军队里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人，都表示不要军衔。

当时的四个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都被授予了元帅军衔。邓小平作为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如果真的要授衔，以他的资历和战功，新中国应该又增加一个元帅了。

事实上，没有军衔的邓小平，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却都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

于是，直到晚年，邓小平还说，我是一位老兵，我的专业是打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建功沙场、报效国家，这是无数热血男儿的梦想。在晚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无疑站在了所有从军之梦的颠峰。

通向颠峰的路是从一个军校教官开始的。

１９２６年，２２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参加革命。他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和次年２月，他先后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２５岁的邓小平成了独挡一面的军队和根据地最高领导。由此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１９３１年夏，邓小平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到地方工作，兼任过军分区政委。第一次被打倒后，他先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长征后期开始，先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此后，他一直在军队任职。从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１２９师政治委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给人的印象似乎主要做党的工作，事实上，从１９４９年起，他就是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５４年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９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当中，当时没有授军衔的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这是比较突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免去了党政军的所有领导职务。１９７３年复出后不久，他又重新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并参加了军队的领导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还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９７６年４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不过这一次没过多久，一年零三个月后，就恢复了他的职务。到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３年６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退休前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从他１９２６年回国到１９８９年退休，在长达６３年的岁月里，邓小平没有军职的时间还不到１０年。

长期的军旅生涯，在邓小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就像临战前的军事动员。

这面对建设工程的神情，就像运筹两军对垒的战局。

年过八旬的邓小平，散步的时候还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就像面对着百万大军。

虽然没有穿军装，却绵里藏针，不怒自威，总是保持着老兵的气质和风采。

二野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对邓小平特有的军人风格有着深切的体会。

在他们的回忆中，很少说话的邓政委，一旦说出话来，就像打出一颗子弹，干脆利索。

让这些南征北战的将领们最难忘怀的，是１９４６年的那个中秋节。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中秋节这天接到命令去总部开会。各个纵队的司令员都很高兴，想着可以好好吃一顿月饼。赶到司令部，当他们兴奋地伸出手同首长握手时，邓小平却摆摆手，拒绝和他们握手，还严肃地说：“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

原来，把这些战将召来，是要整顿部队纪律。打了胜仗后，部队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群众纪律露出了松懈的苗头，邓小平决心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野战军的首长都讲完了，那些司令员们谁也不吭声，心中还觉得委屈，打了大胜仗，不表扬，还要批评，心里不大自在。邓小平就不宣布散会。司令员们终于明白了，如果不做自我批评，这个会今天就散不了。他们相继发言，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表示了改进的决心。听完了他们的发言，邓小平立即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各部队随即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整顿。于是，历史就留下了这样一幕精彩的记录——战士在屋外露宿，旁边的房门上写着“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几个字。这张照片，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在大别山区的黄冈县，老人们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就是在这里，二野召集了一个总直属队军人大会，许多当地的百姓也被邀请来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二野警卫团的一个副连长因为从一家店铺里拿走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对解放军能不能站住脚跟的怀疑，许多群众不敢和解放军接触，部队的群众纪律又出现了松弛的现象。正在这个当口，这个副连

长从群众家里抢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事情暴露后，刘伯承、邓小平一致决定，必须执行进山前规定的抢掠民财者枪毙的纪律。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副连长有战功，犯的事情也不算大，能不能从轻发落？邓小平并不这样看，他说：部队纪律松弛，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大别山区，群众纷纷议论：这是当年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赢得了民心，部队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扎下了根。

二野的另一位战将，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也领教过邓政委的严厉。郑州解放，秦基伟出任郑州警备司令。有一天晚上，他到剧院去听豫剧，没想到邓小平正好打电话找他，当然就没找到。战争时期离开岗位去听戏，又没有向上级报告，结果，被全野战军通报批评。若干年后，秦司令写下了这个回忆。

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同样如此。

１９５０年春天，解放了的大西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土匪横行，经济萧条，民心浮动。而要解决６０万解放军、９０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和５０万旧行政企业单位职员的吃饭问题，征粮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到这年２月，川南行署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在西南局召开的剿匪征粮工作会议上，川南行署的领导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发了脾气，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评道：“川南的粮食没有征上来，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这样严厉的批评，使川南的领导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当晚，邓小平又把他们叫到家里，一面吃饭，一面详细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只有拿到粮食才能站住脚跟的道理，使川南领导的思想疙瘩得到了解脱。同时又考虑到川南土匪严重的现实，派了十五军前去协助剿匪和征粮。在川南党委和行署的努力下，到了８月份就全部完成了征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