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路过四川内江，遇到了一位好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

从此，和看足球一样，打桥牌成为他终生的业余爱好。尤其是在晚年，他把打桥牌当成

向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挑战的方式。

世界上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喜欢打桥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已经参战的情势下，没有放下打桥牌的爱好；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在北非登陆消息的间隙，也不忘挤时间打一把桥牌。

桥牌，是考验知己知彼的全局意识和能否密切配合的智力游戏。

邓小平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一派大将风度。

他的老搭档聂卫平说：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

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

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女儿邓楠对他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他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说：“你们说，谁错，谁对？”看来对女儿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邓小平常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赢才有味道！”

他还常说：“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他还说过：“身体健康，大概是我喜欢游泳，特别是在海里游泳最好，我还行呢！至于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

有时候，打桥牌也是一种同世界对话沟通的语言。

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

１９９３年６月，世界桥牌协会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大概是邓小平生前获得的最后一项社会荣誉。

他曾经说：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１９８９年，当世界桥牌联合会把第一枚荣誉金奖授予邓小平的时候，他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才不过１４个年头。

１４年前的春天，１９７４年４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领导人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是邓小平自１９２６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这也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登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讲坛。

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对这样到国际舞台上“露脸”的机会，江青集团甚是嫉妒，极力阻挠邓小平出任代表团团长，直到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警告她“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他们才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安排。

在准备参加大会的过程中，邓小平提议，要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最新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马里国家元首时第一次用了“第三世界”的提法：“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完整地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此时除了亲耳聆听过的几位外宾和外交系统的一些领导同志外，这个理论还鲜为人知。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下午，邓小平面对着１００多个国家的代表，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邓小平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个理论，代表了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

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邓小平结束发言回到中国的席位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纷纷涌过来表示祝贺，一双双热情友好的手，把中国与世界联在了一起。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阐述，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国际影响。

出席联合国会议的１０天时间，每一天邓小平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的政要，世界各国媒体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小个子给予了格外关注，有的媒体

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频频来访的客人，意味着对中国，也是对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可与尊重。

在美国，还有一个插曲。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时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小个子中国老头儿的身份，他以为此人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当两人共进了一次晚餐后，邓小平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两人成了相知相敬的朋友。

的确，在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之前，邓小平的主要国际活动经验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在全世界外交舞台上，他还是个新人，但这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重要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已让世界瞩目。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四年之后，作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开始成为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从他的身影里，世界读到了他在外交舞台上的从容和远见，智慧和胆识，也读到了整个中国的和平外交的形象。

１９７８年秋天，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在记者俱乐部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４００多位记者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了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而这次访问又是为了中日友好而来，如何才能充分表达中国的立场，又照顾到主人的面子。当时全场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看中国的这位领导人怎样应对这个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