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同一个"老太太"的儿孙

墨西哥城是一座欣欣向荣、外观富丽堂皇的城市。20世纪50年代中叶，它还没有达到作者后来见到时那样超大城市的规模。但是我认为，那时它足以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相媲美。诚然，在通常情况下，这不表明所有的阿根廷人都认同自己国家的首都是"美洲大陆的巴黎"。在格瓦拉的书信或日记中，我们没有读到过任何对这座阿西德克人（墨西哥土著居民。-译者注）城市的热情洋溢的评价。不过，这一点多半不能用民族忌妒心诠释，而是一个侨居他乡的人为日常生活所拖累的缘故。

在墨西哥城，埃内斯托和他的同事帕托霍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幸好他们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波多黎各侨民，其中一位向他们提供简易住房的人名叫胡安·胡阿尔贝。他是墨西哥国民党著名活动家之一，主张被美国人殖民地化的波多黎各群岛独立。胡安向两位年轻的房客讲述了该党斗争的情况，谈到了他们甚至向美国国会一次例会开枪的情形。在该岛及美国本土，他们的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党的领导人阿尔比苏·卡姆波斯已开始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遭到长期监禁。

这样一批蔑视一个大国要求的勇敢无畏的爱国者，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无限信仰、理想主义、坦白胸襟以及勇敢精神-不能不引起格瓦拉的同情和赞叹。

在胡安·胡阿尔贝的房间里还住过一位年轻的秘鲁政治侨民柳乔·德拉普恩特，他向往秘鲁革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唤起印第安广大群众与独裁者奥德利亚的斗争。后来他成为古巴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并且在自己故乡的一个山区领导了一支游击队。他比切早两年在与"突击队员"（对付游击队的专门部队，或者叫"蓝色贝雷帽"。-作者注）的交战中牺牲在那里。

起初，埃内斯托和他的新朋友危地马拉共产党人胡里奥·卡萨雷斯（埃尔·帕托霍）利用格瓦拉最后一点钱购置的照相机挣钱糊口（作者见过这类山地照相机，它能在你回家前偷偷按下快门为你效劳，以便稍后一些时候走到你面前并劝说买下他们拍摄的"艺术照"作品）。切试图谋取新闻记者职位，为此还撰写了一篇题为《我目睹阿本斯的垮台》的文章，但这种尝试未能如愿以偿。他还沿街叫卖过当地出版社的各种书籍。可是，他本人很想了解新事物，为了能有闲暇时间接触书籍，他受雇到书籍展销会夜间值班，在那里"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最后，埃内斯托通过招聘被一家城市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录用。

伊尔达从危地马拉来到这里，他们结婚成家，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更何况在 1956年2月女儿小伊尔达呱呱坠地。女儿叫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纪念。

格瓦拉倍加感激墨西哥的土地。他在回答《永久》周刊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可以依照母亲的国籍将我们的女儿登记为秘鲁人，也可以依照父亲的国籍登记为阿根廷人，两种做法都合乎逻辑：我们不过是作为他乡过客寄居在墨西哥城而已。然而，我和伊尔达决定将她登记为墨西哥人，作为对在失败和流亡的痛苦时期收留我们的民族表示感激和崇敬"。1在这些言谈中，折射出的不只是对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而且还有赞赏之意。因为这个民族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一些外国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在拉丁美洲频发"军事政变"（国家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