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记忆并不那么可靠，尤其在我们处在极端环境的情况下。

审判“恐怖伊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在波兰的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雇用了一位名叫伊万的乌克兰人。此人异常残暴，身材肥硕，他的工作就是在成批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外控制释放毒气的开关。集中营的难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恐怖伊万”。整个“二战”期间，在这个集中营被屠杀的犹太人有85万之多，“恐怖伊万”显然也是一名刽子手和帮凶。大战结束后，“恐怖伊万”也不知所踪。

30多年后，也就是1975年，当人们都已经渐渐遗忘死亡集中营的苦难之时，一个名叫德米扬科的乌克兰裔美国汽车工人再次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那个年代。此人因为在移居美国时隐瞒了自己曾经在战争期间担任过集中营守卫的历史，按照美国法律被剥夺了美国国籍，并引渡到以色列。以色列人认为他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恐怖伊万”。

5名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看了德米扬科的照片后，认为照片上的人就是恐怖伊万。他们坚决和催人泪下的证词似乎消除了人们对德米扬科身份的疑虑。但是，一位荷兰心理学教授瓦格纳却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为“刽子手”辩护，他认为那些幸存者提供的证词并不可靠。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攻击谩骂。人们觉得瓦格纳质问那些显然是积攒了全部勇气来和“恐怖伊万”对质的老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在那些老人的脑海里、睡梦中仍然充满了对特雷布林卡那段恐怖经历的记忆，所以“证人提供的证词不可靠”这样的提法立即引起了公愤。

于是，1988年以色列法院判处德米扬科死刑。当这家伙在牢房里等待上诉结果的时候，柏林墙倒塌了，苏联的一些档案文件也得以公之于世，这给了原本尘埃落定的案情一个意外的转机。原来，德米扬科“二战”期间真的没有去过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肯定不是那个“恐怖伊万”，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曾经在别的集中营做过守卫。尽管以色列的检察官心有不甘，但是原来指控德米扬科的罪名已经完全不成立了，只好将他无罪释放。

遗失了的记忆

在这个案件中，抛开法律问题不谈，心理学家瓦格纳质疑那五个幸存者提供的证词是一件很值得人玩味的事情。后来的事实证明，幸存者的确弄错了，德米扬科不是“恐怖伊万”。是那些饱受摧残的老人有心冤枉德米扬科吗？不是，心理学家解释说，是他们的记忆在那段惨痛的日子中受到了损害。

著名的美籍奥地利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曾经在德国的两个集中营里被囚禁了一年。他注意到自己的记忆力大有衰退，过去曾经可以不加思考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也要费很大的力气。体力严重透支、精神萎靡不振，以及营养和维生素B缺乏(缺乏维生素B可导致思维意识不清)可能是原因，但问题还不止这么简单。

在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下，他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观察了。想要活着离开集中营的首要条件就是尽量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任何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让德国党卫军士兵留意到自己，就会命悬一线。第二条禁令是：不该看的东西千万不要看。有时犯人们看见党卫军士兵虐待另外的犯人，便迅速把头扭转过去，撒腿就跑，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显然，他们的突然狂奔清清楚楚地说明他们已经“看到了”，不过只要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自己会离不该知道的事情远一点就不要紧。

贝特尔海姆认为，把囚犯变成聋子和瞎子是党卫军摧毁犯人意志的策略之一。只知道别人允许你知道的事情是婴儿的行为，对那些极为重要并值得认真记录的事情视而不见无疑是对人性的摧残。许多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也曾抱怨记性差，诸如观察和记忆这些在正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大脑功能在集中营里却遇到了麻烦。

有一个曾经在集中营给犯人看病的医生回忆说，一个曾经的朋友向他求救时他居然根本认不出对方是谁了。显然他已经丧失了认人的能力。他说：“我无法在一个审判纳粹党卫军的法庭上作证。我做不到，我认不出任何人。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如此可怕的变化。就像那些在集中营里很快就变得没有人样的犹太人让我无法相认一样，我也无法再指认那些纳粹党卫军了。”

“恐怖伊万”案件中的证人之一罗森堡也有同样的表现。1947年他发表声明说，伊万于1943年在犯人起义中被几个犯人冲进宿舍用铁锹杀死了。1987年他又说，采访者误解了他的意思，是别人告诉他伊万已经死了。可是后来公布的1944年档案中，罗森堡声称他自己亲眼看见伊万死了。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是1944年的罗森堡，还是1947年或者1987年的罗森堡？

我们的记忆并不那么可靠，尤其是在我们处在极端的环境下。这就是心理学家瓦格纳要为德米扬科辩护的原因。那么那些证人们说谎了吗？没有，他们只是犯了一个错误。真正的过错在于当时举证的程序组织得不尽合理。要克服证人记忆可能带来的误差，恐怕还要有一套精确、审慎、严谨的程序保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