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上帝不常。

作善，

降之百祥；

作不善，

降之百殃。

――《尚书 商书 伊训》

明代袁黄(字了凡)在《了凡四训》(又名《阴骘录》)中讲述了他的人生观点的转变经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少年袁黄遇到了一个姓孔的算命道人，孔道人向他讲述了命运的道理，并预见了他一生的命运，袁黄从此认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后来，袁黄在栖霞山中遇到了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听了袁黄对命运先定的观点后，很不以为然，于是向他讲述了因果报应之理，认为人可以通过积极的道德行为掌握甚至改变自身的命运。袁黄疑惑地询问云谷禅师：既然命运可以改变，那么怎么还可以称为命运？孟子有“求则得之”之说，那指的是求道德仁义，前定的功名富贵怎么可以求得呢？云谷禅师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正如六祖所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如能反躬内省，只求道德仁义的提升，结果往往是不仅得到道德仁义，同时也可得到功名富贵，这就是内外双得了。如果只是向外求富贵功名，那结果当然是内外双失。云谷禅师所讲的这番道理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意思。袁黄得到云谷禅师的指引，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观，他开始按照云谷禅师所作的功过格，逐日记录自己的行事，在十多年间做了三千多件善事。在做到六千件善事的时候，袁黄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接着他又做了一万件善事，到了万历十四年，袁黄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宝坻知县。

袁黄担任宝坻知县时，一心为百姓谋福利，他积极兴办水利，疏通河道，修筑堤防，指导百姓沿海岸种植柳树，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消除了水灾泛滥，还促进了农业生产。他又免去百姓的多种杂役，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袁黄生活很俭朴，但非常喜欢布施，他的妻子也经常行善布施。据说有一次她为儿子裁制冬天的衣服，要买棉絮做内里，袁黄问她：“家里有又轻又暖的丝绵，为什么还买棉絮呢？”她回答说：“丝绵贵，棉絮便宜，将家里的丝绵拿去换棉絮，可以多做几件棉袄，送给贫寒的人家过冬！”袁黄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这样虔诚布施，不怕我们孩子没有福报了！”他们的儿子袁俨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广东高要县知县。现世的善报使袁黄明白了云谷禅师的立命之说，他将自己的感受记下来，用来教育儿子，这就是后来传世的《了凡四训》。在这部书里，袁黄提出了行善十纲领：一，与人为善；二，爱敬存心；三、成人之美；四、劝人为善；五、救人危急；六、兴建水利；七、舍财作福；八、护持正法；九、敬重尊长；十、爱惜物命。

善恶报应之说由来已久。《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正是这种朴素的善恶观念，维持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转。律法不到的地方有道德的裁判，但道德说到底还是做给别人看的，所谓的慎独云云，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做到，道德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在阴暗的角落里，只有善恶因果在起着作用。如果没有因果报应，法律、道德都会失去最后的根基。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像袁黄那样相信积德行善能够得到好报，甚至改变人的命运，恶才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泛滥。民间一直存在的朴素的善恶报应观，至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佛教理论之重要支撑的因果观，使报应之说更深入人心。佛教中有业因果报之说，“业”意为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可分为善业、恶业、无记业（不受果报的）。人生的一切都是受业力的支配，业就是因，也叫业因。佛经偈语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业因果报与生死轮回密切相关。业力好像种子，储存在第八识（含藏识）里。第八识把一个人前世做的善，恶业带到现世来，又把今生所造的善、恶业带到后世去，就这样轮回不息。

后世出现的劝善书，实际上是儒、道、佛以及民间善恶观的融合。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是各种宗教的最后基础，虽然不同的宗教对善恶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北宋末年出现的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在后世传播最广,其开篇云：“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下面列举了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作趋善避恶的标准。该书强调现世现报，作恶有过的直接后果就是肉体的消亡，而行善能使人得道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