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当电视里播放以80年代为背景的连续剧时，我都会想，如果这个剧的美工道具需要整理80年代初“人民公园”或“中山公园”的素材，绝对可以找我妈，因为她手里的照片足以让别人从各个角度把很多城市的“人民公园”“中山公园”都看个通通透透。

在我们家所有照片中，获得最多恶评是我爸和我。梁朝伟被批评的原因是他很少出现在照片里，而我被我妈指摘最多的依然是形象问题。

有一次我大姑姑梁朝心带她的两个女儿来参加我们家的例行拍照，那天的最后一张是在大家排成几排站在中山公园大门口的假山前，进行每次都会有的集体大合影。我妈对大合影特别有期许有要求，通常那都是要经过她一番构思和布局的。那天，在她的构思中，应该有一个人指着斜上方，全家人民都朝着她手指的方向做“眺望状”。

起初，被指派伸手指的是我。结果，拍了两次之后我妈都不满意，不耐烦之下，把伸手指的权利换成了梁朝心的大女儿，我的表姐之一。

当表姐的右手翘成兰花的式样娉娉婷地徐徐伸出时，我彻底被打败了，因为那种姿态是我不论如何努力也做不出来的。

我在队伍中用了很大力气才没让眼泪当场掉下来。那种情绪，夹杂着自卑，挫败，和卑微的艳羡之情。我为没有长出像姐姐那样纤细的手指而深感自卑，也为总是做不到陈萍的要求而感到非常挫败。

就是那样吧，在我童年的诸多梦靥中，又多了“照相”这一项。

这个影响持续到我成年后，不管去到哪里，我一直都不大喜欢照相。或是，这样说好了，我一直都在心底很抗拒合影，不论是与人或与物。

我也不喜欢在旅行的过程中没完没了帮同行的人跟建筑物或风景合照，比起用照相机记录，我更愿意用我的记忆去记录，这让我显得有些不太随和，为了避免如此，我成年之后的旅行常常是独自在路上。

在第一次离婚之后，婚姻的失败感让我对家庭亲情空前渴望，所以，人生首次，我主动热情地邀约我妈和俩姑姑一起去欧洲。我想我大概在当时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帮我证明自己仍旧被需要，至少，仍旧被家人需要。

然而，那到底又是一场不怎么愉快的旅行。

不愉快的事发现场在卢浮宫。

我租了放解说词的小放音机，或许太过专注，我在跟随解说的步调中和三个女长辈走散了。参观队伍在缓慢而有秩序地移动了一个小时之后，忽然“堵塞”。

我把解说词暂停掉，有些焦虑地伸头探脑往前面眺望，这时只听旁边有几个游客在窸窸窣窣的议论，夹杂着“中国人”和“拍照”这样的词汇。

一种不详预感立刻在我心头升起，两分钟之后这预感被证实：我的妈妈和姑姑们为了要跟维纳斯拍摄足够清晰的全景照片，自行拦阻参观队伍，导致了人流的堵塞。

我一边学着日本人的做派点头哈腰地给周围游人道歉，一边赶紧把这三位我人生中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妇女给拽走了。

没想到的是这样令我尴尬的一幕没十几分钟之后就在“蒙娜丽莎”面前重演，重要的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上端有清楚的中文写着“禁止拍照”。

我一时火起，当众冲我妈发了脾气：“您没看见人家写着不能拍照吗？！”

我失控的大嗓门引来周围人侧目，陈萍被看得窘迫，回嚷道：“我拍照怎么啦，那么多人不都在拍照嘛？”

这时候梁朝心和梁朝英两位女性试图介入。出于好心，朝心姑姑对我妈说：“姑娘让别拍就不拍，姑娘见识广，也是为了咱们好，是吧！”

“什么见识广！笑话，再见识广还不是我养的！”陈萍继续忿忿道，说完挽着我俩姑姑掉头走掉了，临走还不忘回头丢给我一句：“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追上她们，把酒店的门卡和一把法币塞给梁朝英，之后，我离开卢浮宫，独自在巴黎的街头漫无目的的步行了4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