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有待于下文的验证。

绕道蕲州镇

做事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很清楚，虽然湘军一连打了几次大胜仗，但是，战后的湘军不仅军心浮躁、骄纵，而且湘军的人员、武器在战争中都有很大的损失，因此，此时对湘军的整顿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所以，曾国藩就咸丰帝的“立即整师东下”的命令，出了一个详尽的东进计划，呈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提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方略，先在湖北对湘军进行整顿，同时稳固两湖局势，之后东进，取江西、克安徽，步步逼向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南京。这样既可以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又可以稳定湘军在两湖的群众基础，否则冒然东进，湘军很可能重蹈太平军的覆辙，孤军深入，后援不足，粮饷不够，这样湘军就很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曾国藩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咸丰帝急于求成，多一天都不能再容忍长毛存在在这世界上，皇上坚持要湘军出兵，曾国藩也没办法。

虽然在前面的几次战争中，太平军连连战败，但是太平军主力依然没有受到重创，因为，太平军当时的主力不在两湖，而在长江两岸，如果湘军听咸丰差遣沿长江东进必然会陷入曾国藩意料中的困境。

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对曾国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骨子里流淌的就只有忠诚的血，他是一个宁愿委屈自己受伤、受累也不愿落个抗旨不尊的罪名的人，虽然在我们看来曾国藩对咸丰帝的忠诚有点过火，但在君主专权的社会里，皇上最喜欢这种人了。

曾国藩所能做的就是怀着深深的忧虑，带领着他的湘军水陆于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1854年11月3日）从武昌出发东进。

湘军东进，兵分三路，湖北军由固原（宁夏南部城市）提督桂明率领，沿长江北岸推进，为第一路；湘军水师顺流而下为第二路；湘军陆师沿南岸前进为第三路。湘军陆师离开武汉后又分为两支：塔齐布一军经武昌进攻大冶，罗泽南一军经金牛堡进攻兴国，两地取胜后，合军进攻半壁山。

曾国藩亲自指挥水师沿江东下，经葛店、黄州，于九月十六日到达道士袱。

道士袱东南紧邻蕲州，由于秦日刚料到湘军可能要经过蕲州县城，于是就派陈玉成在此守卫。

陈玉成初名丕成，后因天王洪秀全嘉其忠勇，改名玉成。广西藤县大黎里西岸村人，出身贫农。幼时父母双亡，依靠叔父生活。1851年，15岁的陈玉成随叔父陈承熔参加了金田起义，他在童子军中表现极为出色，苦练一身好枪法。在1854年6月，西征军进取武昌时，由于清军顽抗，武昌城久攻不下，陈玉成“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他亲率五百天兵“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

由此可见，陈玉成是个不折不扣的彻底的革命者，他不仅枪法好，更主要的是他不怕死又够勇猛，但是，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年轻，善战但没有太多领军作战的经验。

但是，曾国藩这次碰到这么一个对手，也不敢硬碰硬，更何况，陈玉成的蕲州水陆守卫军就有近万人，如果曾国藩与陈玉成正面开战，虽然有可能胜利，但是就不能再保存实力东下攻打田家镇了。

于是，曾国藩与彭玉麟等将领研究之后，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计策，命前锋塔齐布与罗泽南分别进攻大冶和兴国，引诱陈玉成援救，自己帅水师趁机冲过蕲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