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我们学到了很多。在企业界，我们曾与索尼、丰田、诺华制药、谷歌、福特、安永、精信广告、英荷壳牌等公司的高管合作。我们还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和重症监护室护士合作，与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们合作，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中学生们合作。然后在2007年秋，我们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研究成果，结果收到了大量公司与个人的咨询，他们来自世界上20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哥伦比亚、俄罗斯、中国、韩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泰国、丹麦、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自迥然不同的文化和阶层的人们都发自肺腑地感到，他们的工作方式大有问题，他们强烈需要一种更令人满意、更富成效、更可持续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在生存之上，我们所研究的需求开始于身体层次的可持续性。这里有4种因素非常关键：营养、健身、睡眠与歇息。它们都是休整的形式，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我们的体能是基础，因为其他能量源都依赖于它。

在个体层面，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动静之间创造一种健康的律动。图1–2中的左侧象限代表产生和补充能量的非正常方式。最佳运动方式则介于右上方和右下方的象限之间。而即使在这种运动方式中，若偏重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那也是次优的选择。在利用身体方面，我们多数人是“麻痹”（左下方象限）。相比之下，“激活”（右上方象限）则提高我们的心率，增强我们的体能。它还提供一种休整心智与情感的形式，能够平静心智和安抚情感。所以工作日的中午锻炼—尤其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是恢复活力的强有力形式。然而另一方面，锻炼的量太大或时间太长，就会“锻炼过度”，就可能造成疲劳不堪或体力透支。

图1–2休整象限图（可持续性）

在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最棒的小提琴手在补充体能时，不但睡眠时间比水平较差的同学更多，而且下午小睡的时间也更多。更频繁地（至少3小时一次）吃富含能量的食物，则是维持血糖水平的方法。我们很多人试图靠一点食物维持很长时间，然后又通过暴食予以补偿。吃得太少，会使我们失去一个维持最佳状态的关键能量源；而吃得太多，则会令我们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

在组织层面，我们与领导者一起制定规章制度、业务规范、文化期望，以支持员工进入一种更有规律的工作方式。当我们将研究成果引荐给洛杉矶警察局的高级官员时，有一个问题很快明晰起来：在局长威廉·布兰顿（William Bratton）的领导团队中，很多成员的典型问题是睡眠不足和身体疲累。在重点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所提的其他建议都未得到重视。

在我们结束工作时，布兰顿和他的团队同意对规章制度中的9处进行修改，包括：限制在夜晚给非值勤的警官打电话，以提高他们的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调整关键会议的时间安排，确保参会者的能量水平处于最高值；确立一系列新的规定，使警官们在工作日有更多机会进行休整。“效果就是，我们的人来上班时感觉精力更充沛了，”这项工作完成一年后布兰顿告诉我们，“当危机出现时，他们更能集中注意力、进行清晰思考，并且能保持冷静；而危机正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经常面对的。”

在情感层次，我们的核心需求是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安全感依赖于被接受、被重视的体验。我们的感受在深刻影响我们的表现。感觉不受重视，则将我们推向生存区（图1–3的左上方象限）；它增加我们的恐惧感、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消耗我们的能量、减少我们能够创造的价值。在这一维度的最佳律动是介于这两个方面之间：在最佳状态行事（表现区），情感得以平复（休整区）。在这两个区，我们感觉到的都是正面能量。我们在情感上自我休整得越多，对自己的感受就越好，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压力时就越有韧性。

在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心脏科医生和重症监护室护士合作之前，我们能量项目团队的几位成员曾花了24小时，一直陪伴心脏科重症监护室三班倒的护士们工作。在那段时间，我们与每位能接触到的护士交流，问她们在工作中对什么最不满意。她们的答案不约而同—得不到医生们的重视。

“是我们在日日夜夜照料他们的病人，但那些医生不跟我们交流，也不听我们的意见。”一位护士说，其他护士也随声附和，“他们把我们看成用人，这真让人心灰意冷。”后来我们得到机会时，就拿相同问题去问同一科的七八位医生。他们的回答也是不约而同—得不到医院领导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