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德克萨斯的一个小镇上，史坦利·安第一次对种族之间的仇恨有了切身体验。一个下午，她正和一个黑人小女孩在自家院子里玩耍，一群当地的白人孩子闯进来，一边高喊着种族歧视的污言秽语，一边乱丢石头，玛德琳把他们赶了出去。当第二天她丈夫呼吁那些扔石头的孩子的父母站出来谴责这种行为时，他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孩子们恰恰是在对他们父母的种族主义偏见身体力行。他被直截了当地告知，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不允许在一起玩耍。

邓汉姆一家回到了堪萨斯，尽管那里种族歧视的空气明显稀释了不少，但是在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的过程中，小史坦利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同学取笑——因为她的名字。这个邓汉姆家唯一的孩子非常好学，却也有些像个“独行侠”——可能因为不断的搬迁，让她觉得自己永远像个局外人。和寻觅新的小伙伴相比，她更愿意花多一点时间在阅读上。小史坦利蜷缩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这种种复杂又令人焦虑的经历，竟让年幼的她患上了小儿哮喘病。

1955年，小史坦利还不到13岁，邓汉姆一家便收拾行囊，再次搬家前往西雅图，那里正处在战后的繁荣中，波音公司主导了当地的经济。他们一家刚抵达西雅图，史坦利便在第二大道和松树街拐角处的标准格伦鲍姆家具店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这家店的广告语是：“家具界第一，松树街无二。”邓汉姆一家搬进了西雅图哥伦比亚市一幢社区公寓，并让史坦利进入了埃克斯坦初中（EcksteinJuniorHighSchool）。第二年，他们又搬到了西雅图对面华盛顿湖中的默瑟岛（MercerIsland）。在默瑟岛上，他们租下了肖尔伍德公寓（ShorewoodApartment）的219单元，这是一片综合社区公寓，专门租给那些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家庭。玛德琳决定在当地就业，她成为一家小银行的过户公证人，每天往返于附近的贝尔维尤（Bellevue）。

在第一天上学的路上，还没搭上校车，小史坦利就给默瑟岛高中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我知道，”她告诉等车时遇到的同学伊莱恩·约翰森（ElaineJohnson），“这是一个男孩的名字，不，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我是说，换了是你你愿意被叫做史坦利么？但是我爸爸想要一个男孩，我妈妈却生了我。所以我猜，叫我史坦利可能会让他觉得好受点。”事实上，小史坦利并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对霸道父亲的愤恨。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地批评自己的女儿——训斥她太胆小；训斥她不擅长运动；哪怕成绩单上其他所有科目的成绩都是A，只有一门得B时，他也会责备她。“他对她非常苛刻，”史坦利·安的朋友麦卡锡·博克斯（MaxineBox）回忆说，“简直是吹毛求疵。”这使她变得紧张内向，以至于别的女孩都疏远她。“史坦利·安总是把自己的指节捏得咔咔作响，”博克斯回忆道，“她总是这样。”父亲史坦利·邓汉姆的朋友和家人都形容他“脾气火爆”而且“行为粗暴”，他不仅仅在言语上对女儿挑剔。一个邻居说，他一旦暴怒，就会“使劲摔门，大吼大叫，乱砸东西”。更糟糕的是：“小史坦利的胳膊上有很多块被他掐得淤青。当小史坦利试图顶嘴时，他甚至会打她耳光。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都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玛德琳总是尽量保持平静，她需要为家庭负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她的女儿不被丈夫的话刺伤。同时，小史坦利也学会了自我保护，至少学会了不被她父亲家常便饭般的言语辱骂所伤害。“他的幽默总是带有嘲讽的意味，”博克斯回忆说，“而她会马上还以颜色，可能还更甚。”小史坦利很快融入了周围的小圈子，在大家心目中成了一个声誉极好的学生。“她很有智慧，比我们大家都强，”博克斯说，“她并不仅仅考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衣服啊什么的，她还拥有一种犀利的机智。她懂得用幽默自我解嘲，虽然可能有些愤世嫉俗。”另一位同学艾欧娜·斯坦豪斯（IonaStenhouse）也记得：“她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旁观者。对于我们大家的不成熟，她要么皱皱眉，要么一笑置之。我有时会觉得那时候史坦利觉得我们这群人有点‘土’。”20世纪50年代，美国青少年的主流特征是夜生活，赤袜舞会，套头蝙蝠衫和橄榄球赛，小史坦利的高中生涯里也充斥着这些流行元素。她听金士顿的三重奏（KingstonTrio）和里奇·尼尔森（RickyNelson）的音乐，看美国音乐表演台（AmericanBandstand）的节目，在“安可”（Encore）和“快板咖啡”（CafeAllegro）这样的西雅图咖啡店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论爵士乐和诗歌，也在这个城市唯一的艺术剧院“雷吉蒙德”（Ridgemont）里欣赏外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