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的童年并不缺少诗情画意。他在瓦胡岛东南海岸的哈那马湾（HanaumaBay）学会了潜水；当爷爷和他的葡萄牙水手朋友一起去凯鲁瓦湾（KailuaBay）叉鱼时，小巴里也跟随而去，在邻居的烧烤野餐会上品尝着美味的夏威夷三文鱼沙拉和烤肉；在闷热的让人汗流浃背的夏天，他尽情享用沙冰来消暑——那是夏威夷当地对果味冰激凌蛋卷的叫法。

而这期间，他的妈妈再次与一位外国学生坠入了爱河，这是位名叫罗罗·素托罗（LoloSortoro）的印度尼西亚人。“罗罗”在夏威夷俚语中是“疯狂”的意思，岛上的人们每次听到罗罗的名字时就会惊讶地扬起眉毛，但是他本人却安之若素，不以为意。实际上，这位身材短小精干，黑色头发的素托罗说话轻柔，举止从容，并且和老奥巴马一样有种近乎骄傲的自信满满。罗罗并不介意和安的小儿子在邓汉姆夫妇客厅的地板上玩骑马，或是在和老史坦利下没完没了的象棋时，为那些让人难堪的笑话放声大笑。

当时的巴里还只是个天真直率，有些矮胖的6岁小孩。安让巴里坐下，告诉他自己要和罗罗结婚，并且要搬到6700英里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去，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旅行。当安抽泣着告诉儿子这个消息时，显然她并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正确。而就巴里而言，只要妈妈真的爱着罗罗，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你爱他么？妈妈。”他直截了当地问道。“是的。”安将巴里紧紧抱在怀中，泣不成声。

罗罗返回印度尼西亚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早：因为新的政府军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所有在海外求学的印尼学子都被召回国。这些学生很多因为被新右翼政权视作潜在威胁而被捕入狱或被处死。安对此一无所知。罗罗回国后立刻被印度尼西亚军队招募入伍，并被派往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中和游击队作战。

将近一年以后，安和巴里终于在印度尼西亚找到罗罗——在这一年中，曾经逍遥自在的罗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他的任务是为印度尼西亚军队探路，收入微薄，他养成了酗酒的恶习，经常沉默不语，郁郁寡欢。

不过在当时，罗罗的收入还足够他们一家应付在这个异国新环境里的生活。巴里和安搬进了罗罗位于雅加达郊区的小平房，位于一条叫哈吉拉马街（HajiRamliStreet）的土路边，门牌16号。房子的后院里生活着鹦鹉，狗，鸡，鸭，小鳄鱼等动物，甚至还有一只名叫塔塔的宠物猴四处漫步。没有铺筑好的街道，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种种困难并没有影响到小男孩的心情，他把这一切都视为一场新的冒险。

当邻居的孩子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这对来自外国的母子时，巴里爬到自家和邻家中间的围墙上，像只大鸟一样挥舞着双手哇哇大叫。“这把那些孩子都逗笑了。”凯·爱卡兰纳格拉（KayIkranagara）回忆说，她是他那个时期交的朋友之一。“后来他们就玩在一起了。”起初，他因为体重和肤色被人嘲笑，其他孩子用印度尼西亚语叫他“胖墩儿”。他是大多数孩子们见过的唯一的黑人。据另外一位朋友班帮·苏克孔（BambangSukoco）说，他也经常被喊作“黑鬼”，但这并没让他感到有丝毫不安。

他甚至开始习惯于接受弗朗西斯·阿西西小学（FranciscusAssisiPrimarySchool）的修女们的不时责打。他是这个学校里唯一的外国人，大多数外国人的子女都去雅加达国际学校读书，但安和罗罗付不起那里的学费。

巴里在入学报到时用的名字是“巴里·素托罗”，用了他继父的姓，而且在学校的官方文件上登记的国籍是印度尼西亚籍。这个天主教学校开办不到一年，需要更多的本地生源，所以也开始向其他信仰的学生开放。他的老师埃斯瑞利亚·达马宛（IsraellaDarmawan）解释道：“那时，巴里的父亲罗罗·素托罗是穆斯林，所以巴里作为穆斯林学生注册。”前副校长泰恩·哈伊亚尔（TineHahiyar）和三年级的老师爱芬蒂（Effendi）也记得巴里曾以穆斯林身份登记，这也决定了他每周需要参加哪些宗教课程。“穆斯林学生的宗教课由穆斯林老师讲授，而基督教学生则由基督徒老师授课。”爱芬蒂说道，“巴里肯定是穆斯林，他要学习《古兰经》。”有时候，巴里会跟着继父和朋友们在周五晚上去当地的清真寺礼拜。“我们做过很多次祷告，但并没有很认真，只是跟着清真寺里的老人做做动作。不过作为孩子，我们喜欢约朋友一起去清真寺玩耍。”巴里当时的一位好朋友祖尔芬·阿迪（ZulfinAdi）说。根据阿迪的回忆，巴里经常穿着一件纱笼前往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