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还是和学校里的其他非裔美国学生建立起了联系。不久以后，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就用来和黑人同学一起玩乐。他的非洲裔美国同学朋友喜欢叫他“奥巴马”，不像白人同学和教师那样叫他“巴里”。瓦希德·哈米德（WahidHamid）成了奥巴马在西方学院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是一个家境富裕的巴基斯坦人；瓦希德更愿意接受奥巴马这个名字——因为“巴里”意味着试图逃避和被迫适应，而不是去承认自己真正的身份。从很多意义上来说，他这是在正视自己。

哈米德是巴里在大一时结交的众多外国朋友之一，当时，他的圈子里面，还有另一个富有的巴基斯坦人，名叫穆罕默德·哈桑·查图（MohammedHasanChandoo），还有维奈·塔玛拉帕里（VinaiThummalapally），他出生于印度的海得拉巴。在西方学院的第一年内，塔玛拉帕里和巴里、保罗·卡彭特三人住在同一个寝室。他比巴里大6岁，每天早晨上课前，他们都会一起跑3英里。在跑步的途中，塔玛拉帕里总是向巴里谈及他的梦想——回到印度，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而巴里则明确表示，他对从商没有兴趣。“我希望能够进入公共服务部门。”每跑完一段，奥巴马就停下来歇歇脚，并奖励自己一根烟。他告诉塔玛拉帕里：“我想写作，想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奥巴马新建立的社会责任感，很快就给他的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和那些关注社会问题的年轻男女一起交流。”巴里的政治学教授罗杰·博舍（RogerBoesche）说。

博舍同时也清楚地记着，巴里经常对老师提出质疑时表现出的近乎自大的自信感。一次博舍教授在当地一家小餐厅吃午饭，一抬头就看到巴里站在桌旁。“我认为，我应该得到一个更高的分数。”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的确很机灵，巴里，”博舍回答说，“但是，我觉得你不够刻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巴里追问，“你对我的评价标准比其他同学要高，这不公平。你用和别人不同的标准来给我打分，我想知道为什么。”博舍吃了一惊，他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才说：“你能够做得更好，但你没有，巴里，这个分数是你应得的。”巴里摇了摇头，径直走开了，没有对教授恶言相向。他告诉摩尔和哈米德，以及其他朋友，他对他的成绩感到“十分气愤”。“如果他感到他被不公正地对待了，”西方学院的一个同学说，“他从不轻易就这么认了，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持，但他很少把怒火发泄出来。”无论曾经有多么“气愤”，巴里都不会发火——也许他天生就具备这种自控能力。即使当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维奈·塔玛拉帕里说：“奥巴马也不会参与争吵。有时其他人都已经站起来挥舞着双手，而奥巴马还是坐在沙发里，继续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连坐姿都不变一下。于是，所有人都会突然安静下来去听他讲话。”据塔玛拉帕里所说，奥巴马从来就没有骂过人：“在我印象里，似乎就没听他说过一句脏话。想象一下吧，一个18岁的年轻人，却从来不使用任何带有不敬意味的语言。”同时塔玛拉帕里还强调说：“巴里绝对不是个乏味的书呆子，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被他吸引。”尽管是两个种族的混血儿，但奥巴马却能轻易游走于两种不同的交际圈（“这得益于他对两种文化都了解颇深。”埃里克·摩尔评论道）。和其他非裔美国人在一起时，巴里感觉最舒服，因为他们能够彼此理解。当巴里说，他怀疑教授因为肤色而对他更加苛刻时，其他人会表示理解；而当其他人抱怨总是受到轻视和侮辱时，巴里也点头表示同情。

然而这类谈话只是“例外”而非“常规”——这不失为一个大大的讽刺。奥巴马很快发现，他和黑人朋友之所以能“粘”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无需时刻考虑种族问题。而当他和白人在一起时，种族问题的阴影却总是挥之不去。“你总是要顾忌种族问题，”他说，“这简直让人筋疲力尽。”巴里后来说，他和黑人朋友们谈论的话题其实跟那些白人一样：“保证考试不挂科，毕业后找到一个好工作，尝试着泡个妞儿。”尽管他们宣称自己是“进步”的，但每个周末的通宵聚会结束后，墨西哥女佣进来收拾混乱不堪的房间时，他们不会感到丝毫歉意。进入大二以后，巴里依旧我行我素，他和西方学院的其他黑人学生联合起来示威，要求学院放弃因为南非种族隔离而获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