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种艰难都是巴里意料之中的。从抵达曼哈顿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自我重塑。他后来谈道：“迁往纽约，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从那时起，我将很多东西抛诸脑后。”比如他的名字。从那时起，只要被问起称呼，他都会说：“请叫我巴拉克。”他后来谈道，这种变化并不是“我对非洲祖先的认同——这并不是一种种族认同。更大意义上是说明我成熟了，我愿意接受现实——那就是我是与众不同的，我不需要为了迎合什么而刻意改变自己”。

更重要的是，巴拉克在这里戒掉了能威胁他生命的酒精和毒品，他写道：“（我意识到）我这个年轻黑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从此，周末不再有狂欢派对，也不再有无计可施的墨西哥女佣了。

接下来的两年，巴拉克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周日禁食，并在其他的日子里严格遵守迪克·格里高利（DickGregory）的素食菜谱。以前的运动夹克和笔挺的卡其布裤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巴拉克现在穿着旧的海军服和从救世军那里花5美元淘来的毛衣。辛迪奇回忆道：“我觉得，这种自我禁欲是他独有的修行——他拒绝快乐，美食和其他一切类似的东西。”相对于巴拉克施加给自己的“禁欲主义”，辛迪奇则正好和他室友形成鲜明互补。辛迪奇喝酒、抽大麻样样不落，甚至和朋友一起在公寓内吸食可卡因；他还经常主动向巴拉克提供毒品，但据辛迪奇说，每次都被巴拉克拒绝了。

巴拉克自己也承认，他当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过着“严酷且无趣”的生活。他坚持每天早起，跑步3英里，之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上课，回家后还要再阅读几个小时。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在街头随意漫步，他探寻并试图了解这个城市，从宏伟的花岗岩大厦到阳光上东酒店的砖房，从唐人街到金融街，从哈林区的贫民窟到南边的布朗克斯区。他越发感觉到美国社会的不公平，这让他感到绝望。他开始写日记，详细地记录下当时的见闻以及他写的诗歌。“真奇怪，”当又一位出租车司机从他面前驶过，去拉别的乘客时，他写道，“难道他们看不到我的白人亲戚么？”巴拉克开始选择留在自己营造的小世界里，不再走出去冒险，他开始向辛迪奇和圈子里的其他人做一些演讲，内容大致是关于“世界上穷人的困境”和“西方社会未能改变此困境”。由于辛迪奇的人生目标是“赚很多很多钱，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对巴拉克的说教感到厌倦。

“你以为你是谁，巴拉克，一个圣徒？你干吗总是那么一本正经的？”辛迪奇边叹气边说，“你开始变得令人厌烦。”辛迪奇随即补充道，巴拉克在这段时期“并不是个彻底的隐士”。巴拉克会偶尔邀请朋友到公寓，躺在地板上听着范·莫里森（VanMorrison），艾拉·费兹杰拉（EllaFitzgerald），鲍伯·迪兰（BobDylan），史提夫·汪达，和他最近喜欢上的比莉·哈乐黛（BillieHoliday），来给自己放松心情。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最大的爱好-吸烟。“他会四肢摊开躺在沙发上，边听音乐，边吐着烟圈。”辛迪奇回忆道。

还有一些事情是巴拉克怎么都不会放弃的。那时，他还是会经常和朋友们出去过夜，甚至还和辛迪奇一起去过东区一些臭名昭著的单身酒吧。“我们总是在互相‘较劲’。”辛迪奇回忆道。他说他的很多女性朋友都认为巴拉克是个型男。尽管那时巴拉克依然滴酒不沾，但还是会和室友去酒吧约会女孩子。“在这方面他相当成功，在约会女孩儿这方面，我可没法跟他比——这是绝对的。”几年之后，巴拉克这样描述他和一位富家白人女孩的一段长达一年的恋情：“她有着深色的头发，眸子里透出淡淡的绿色，她的声音像风铃一样。”但在巴拉克随这位年轻女士回过一次她的家乡之后，这段罗曼史还是无疾而终了。当巴拉克看到这个女孩家里墙上挂着的总统、议员和企业家的照片时，他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到她的世界中去。在《我父亲的梦想》这本书里，巴拉克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那是他带她看完一位年轻黑人剧作家的作品，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她说她没法变成黑人；如果可以的话她愿意这么做，然而她无能为力。她只能做她自己，难道这还不够么？”后来巴拉克意识到，即便她是黑人，他们之间也不会有结果。“我是说，我也曾交往过几个黑人女孩儿，她们也一样深深伤害了我的心。”连他的室友兼最亲密的好友辛迪奇，都不知道巴拉克曾有过秘密恋人，更不知道还曾经有女孩儿伤过他的心。不过，巴拉克也不是独身主义者，相反，他的酒吧玩友还记得，巴拉克有过很多次的一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