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在纽约的第一个夏天，他的妈妈安带着妹妹玛雅去看他，她们也没碰见过他的任何女性朋友。倒是因为安对第三世界的事情一直非常关注和着迷，她们立刻和巴拉克的这位无神论的巴基斯坦室友熟络起来。

但当辛迪奇的妈妈来访时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她一个黑人都不认识，也十分瞧不起巴拉克。“我妈妈对他十分不友好。”辛迪奇承认。但是巴拉克却显得彬彬有礼而且十分和善。

1982年11月，一个从非洲打来的电话永远地改变了奥巴马的人生。那时辛迪奇也正在巴拉克的身边。那天，老巴拉克像往常一样和几个朋友去了卡洛莱尼州的乡村音乐酒吧里声色犬马，这次是为了庆祝有小道消息说他要升职了。在之前的事故中失去双腿的老巴拉克，现在只能靠假肢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他却试图自己开车回家。而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回得了家。车子偏离了车道，他撞到一株六英尺高的巨型橡胶树桩上，当场死亡，那时他只有46岁。

当他素未谋面的姑妈简打电话通知他这个消息时，巴拉克正在公寓的小厨房里做煎蛋。“巴里，听我说，你父亲去世了。”姑妈说，“他死于一起车祸。喂？你能听到吗？”巴拉克不知道他该怎么回应。对他而言，亲生父亲一直是个谜——“似乎就像一个陌路人（bothmoreandlessthanaman）。”——因此，巴拉克后来回忆时说：“那一刻没有痛苦，只是内心仅有的那点模糊感消失了。”当他打电话告诉母亲父亲去世的消息时，她失声痛哭。

老巴拉克被埋葬在他出生的小村庄里，村子的名字叫尼昂格玛·克格罗（Nyang‘omaKogelo）。参加葬礼的是几位政府首要官员，还有大约40个奥巴马家族的成员。他的美国儿子并没有出席。

与此同时，辛迪奇继续着他混乱的生活：“那时我总是忙于各种聚会，多少打扰了他的学习。”巴拉克当时本该远离这些干扰，因为他正在专攻政治学课程，方向是国际关系研究——并为拿到学位做最后的冲刺。

巴拉克的专注让辛迪奇有些抓狂，他讽刺巴拉克，说他向他的白人教授们拍马屁。“看看你，活脱脱就是一个’汤姆叔叔‘。”他曾在好几个场合这样称呼巴拉克，但每次巴拉克都不放在心上。

其实巴拉克的镇定与从容早就名不虚传了。一天早上，他和辛迪奇正在路上遛狗，那是辛迪奇养的一只哈巴狗，名叫查理。迎面走来一个大块头的壮汉，差点踏到查理的头上。辛迪奇气愤地瞪着那个流浪汉，当两人正要动手的时候，巴拉克忽然立到他们中间。“喂！喂！喂！”巴拉克面对着那个陌生人，厉声说道。那人看着奥巴马的眼睛，竟然退了回去。“这简直难以置信，”辛迪奇说，“巴拉克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他总是会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过巴拉克最后终于无法忍受他朋友的这种毫无节制和规律的作息时间了。大四开学时，他搬出了东九十四区的公寓，找了一个新室友。“巴拉克真的很有耐心，”辛迪奇后来说，“我很惊讶，他竟然容忍了我那么久。”巴拉克并不总是依赖朋友们，但在他最终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学位时，他明白那些真正的家人——他的母亲，玛雅，外祖父和外祖母——会永远陪在自己身边支持自己。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些略显沉闷的日子里，成为社团组织者的梦想悄然萌发。虽然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社团组织者究竟是做什么的。“我一定要成立一个黑人民间组织，”他告诉自己，“一个真正’草根‘的组织。我要改变现实。”对巴拉克而言，组织这项工作更像是一次“赎罪”，这是一个机会，他将通过和大家同甘共苦来赢得黑人群体中“正式会员”资格和身份。他回想起民权时代的那些“静坐、游行和监狱牢歌”，想象自己身临其境，和当时的人们一起为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而斗争。

1983年春天，巴拉克写信给许多黑人政客、民权组织、社会公民权利和社会互动组织，告诉他们，他是个年轻而又充满进步思想的常春藤毕业生，迫切想加入这项事业并愿意为之毫无保留地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