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到了远远不止一封回信。就在有些挑剔的激进组织还在考虑是否聘用他的时候，他却转而决定接受了一份带薪的工作——在一家“商务国际公司”担任研究助理，这家小出版公司主要负责追踪报道一些跨国公司的活动（几年后，这家公司被英国的《经济学家》集团收购）。

巴拉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商务国际是个业界领先的咨询公司，为了尽快融入环境，他总是西装革履，夹着一个公文包。然而和他一起共事的人却不这样认为。“这像是个压榨工人的作坊。”他的一位同事丹·阿姆斯特朗（DanArmstrong）说，“我们当时当然更希望自己能成为跨国公司高薪的咨询顾问，不过我们也很享受那种生活，可以十点钟穿着牛仔服去上班，偶尔和同事调笑一下，加班晚的话就开个聚会，习惯了拿着低薪干重活……巴拉克从不打领带，更别说正装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和许多巴拉克的其他同事一样，阿姆斯特朗也觉得他“冷漠，而且寡言少语，总是和同事保持距离”。比尔·米拉尔（BillMillar）是一位几乎每天都在巴拉克旁边办公的同事，有着金融学学位和华尔街工作经验，他补充说：“我觉得他总是很傲慢，爱摆架子；当你试图向他解释什么的时候，他顶多只翻翻眼皮。这些给我印象深刻。”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内，巴拉克就被提升为金融评论员，为公司最主要的发行物之一《国际商务货币报告》撰写文章。他同时负责编辑公司的全球参考咨询刊物《对外金融实施》；公司还给他加了薪。（但公司并未给他指派私人秘书，巴拉克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巴拉克有个秘书的说法，真是挺可笑的，”阿姆斯特朗回忆说，“只有公司总裁才有秘书。”）正是由于商务国际的这种非正式环境，它曾被一位前高层管理人员戏称为“带烟灰缸的高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年仅22岁的巴拉克成了公司管理层唯一的黑人。而他在公司里所见到的其他非洲裔美国人，不是秘书就是前台，要不然就是收发员或保安——这些人对整个公司的运转也许不可或缺，但却很少有机会能改变自己的境遇。

巴拉克对自己的管理层职位还是有些在意的，但这不足以抵消他那小小的“负罪感”——秘书室的女职员和其他的黑人员工都为他的成功打下了根基。不管他喜不喜欢手头这份工作，至少在那时他下定决心，不让大家失望。

就这样，巴拉克一直在他的公司电脑前忙碌，直到有一天他再次接到一通来自非洲的电话。电话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Auma）——老巴拉克第一任妻子的大女儿打来的，在她的抽泣声中，他得知了另外一则噩耗。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大卫——老巴拉克第三任妻子露丝·尼德桑（RuthNidesand）的长子，在摩托车事故中丧生。

巴拉克和大卫从未谋面，但兄弟的突然去世，再次唤醒了他那个通过组织社团来“赎罪”的念头。巴拉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他新的事业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然后从商务国际辞职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主持了纽约城市学院哈林区分校的一个研究项目——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的纽约公众兴趣调研小组。他很快发现，学生们——包括少数民族的学生，更倾向于安于现状而不是考虑去抗议和争取。“在美国找个美差，拥有丰厚的薪水和充裕的物质条件——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他告诉同事，“但你能为此责怪他们吗？”当然，巴拉克自己早已将这些置之度外了，1985年夏末，他几乎破产了。就在这时，他恰巧在一本名叫《社团招聘》的出版物上看到一个职位：在芝加哥某地做社区组织培训生。巴拉克立即给他们投去了简历。没过一周，他就成功地在上东区列克星敦大道的一家咖啡店里，和这个广告的刊登者——杰里·克尔曼（JerryKellman）对面而坐了。

这则广告可说是克尔曼最后的救命稻草。克尔曼正值壮年，身材矮胖，但看上去疲惫得像是刚刚工作了一个通宵。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反战运动开始，克尔曼领导了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抗议活动，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被称作中西部地区最高效的社团组织者。

而此时，克尔曼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芝加哥制造业职位锐减，使得城区的很多工人阶级变成一无所有的失业者。鉴于工会的效力丧失殆尽，克尔曼试图争取让芝加哥势力强大的黑人教堂站到工人一边。